人是群居动物，既然是群居，各个族群之间难免就会比邻而居，既为邻居就有可能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也有可能彼此混居以致融合,汉族与北邻匈奴民族之间就最后结局而言大致如此，这也是古今中外民族迁徙史上的普遍现象。在司马迁之前的这段中国历史里，汉人与匈奴民族的冲突烈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汉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给司马迁的打击更是让他刻骨铭心。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里能为匈奴民族单独立传，虽然心有所忌，但其史识卓越，为中华民族历史保留着一段曾经闪耀在我们民族大家庭上空的明星影像，无疑居功至伟！

　　异族之间有诸多不同，彼此和睦相处的很多，相互争吵攻伐的也不少，但是像汉族与匈奴民族之间打打好好连续几百年，这恐怕是不多见的。其实，匈奴与汉族是同宗同祖的子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即匈奴与汉人同为夏后之后裔，夏后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吗？无非就是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即匈奴由于他们不同的居住环境而形成不同于汉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进而走上了各自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从而形成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优越感。

　　相比之下，汉族由于居地平原，农耕社会比较稳定，累积起来的文明水准相对较高，民族优越感尤其突出，总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皇者自诩为“天子”，家居天下之中故曰“中国”，其余民族皆是拱汉而居，或东夷，或北狄，或南蛮，或西戎，皆不足道也。汉人这种“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心态，具有人类幼儿期留下的共同认知特征，也是汉族文明几千年延续不断地叠加和强化的结果，这种自大心理显然是背时和可笑的。各个民族之间本无优劣之分，区别惟在生存环境，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明。华夷或许并不同源，但是不同文明互有长短，唯有共存互鉴，才能共荣共享，唯有和平相处，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从人种理论上说，近亲繁殖的种族迟早会退化，所以人种有混血的优势，这就如同水稻有杂交的优势一样。今天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跨国婚姻，越来越多的人以欣赏的眼光看好混血孩子，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和接受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异族之间的融合程度与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因此，异族融合将会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新趋势。每个民族都应学会与其他民族(哪怕是你并不喜欢的民族)和平相处，和而相同或和而不同，以和为高，这应当是每个民族的生存之道，也是发展之道。

　　汉族是农耕民族，刨土为食，立地为家。相对容易生存的环境形成了汉民族养老、敬老的社会习俗和传统。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有人就认为匈奴民族“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的习俗近乎野蛮。汉武帝就抨击匈奴侵凌长辈、虐待老人(“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卫将军骠骑列传》)。

　　任何民族的习俗和传统都是其生存环境的产物。由于匈奴人“逐水草迁徙”，居无定所，是游牧民族；他们“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长大后“士力能毌弓(同“贯弓”即拉开弓)，尽为甲骑”，又是战斗的民族。同时，匈奴人地处“苦寒”，食物匮乏，时不时还要以掠夺为生。以上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得匈奴民族显得特别好斗，也特别善斗，金戈铁马草上飞、“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基于此，我们就能读懂匈奴朝官中行说对“贱老弱”习俗的解读：“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原来匈奴民族“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他们在饮食安排上的“贵壮健，贱老弱”，目的就是为了“父子各得久相保”，饮食上所谓的“贱老弱”，还是为了生命上的“护老弱”、“养老弱”。反之，如果用极为有限的肥美食物先用于“敬老弱”，而前方的战士则由于食物短缺或不良而体力不支，失去战斗力，民族都灭亡了，还用什么来养老弱、敬老弱？

　　可见，匈奴民族的思想逻辑求实而至简：以肥美之食物滋养出强健的体魄，健壮的体力能够输出强大的战斗力。在敌人面前，如果没有壮健者的保护，老弱者必定难以自保，更不用说“久相保”，儿辈的敬老养老愿望最后自然落空。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民族在生死存亡面前，图生存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大的政治。在我们认为野蛮的“贱老弱”行为，恰恰是匈奴人为了其民族生存的自选动作，也可能是最佳动作，他们在本民族根本利益上自有轻重取舍、分寸拿捏，局外之人不宜以己度人，贸然置喙。

　　匈奴民族的总体实力与汉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却与汉人剑拔弩张纠葛了好几百年，他们超强的持久力必有其可溯之源：一是特别环境培养的特别战力。匈奴民族游牧为生的特殊生存方式，使他们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弯弓射雕、动如疾风的童子功，在冷兵器时代就是所向披靡的战斗力。游牧民族“随草而居”的流动性养成了匈奴人开放的思维和扩张的欲望，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培养了他们的血性和拼搏精神，也使匈奴人特别能拼命，特别有战斗力。加之“苦寒之地”的恶劣环境也促使他们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来改善自身的生存空间。

　　二是全民皆兵的国防传统。匈奴民族“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即匈奴的风俗是平常无战事时，则随意游牧，以射猎飞禽走兽为职业；外围形势紧急时，则人人练习攻战本领，以便侵袭掠夺，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是寓军于民，亦兵亦民，全民皆兵，平战一体，这是匈奴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存环境生成的国防传统，并且把它融化进全民的血液里了。随时战斗！成了匈奴民族的天性和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三是训练有素和战术有方。冒顿无疑是匈奴的民族英雄，他具有独特的军训措施：“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他的军训措施虽然残酷，但就在他的严酷训练之下才打造出军令如山的威严和战力。再看冒顿在对阵汉高祖刘邦时采用“诱敌深入”的巧妙战术：他不仅“详败走，诱汉兵”，而且还“匿其精兵，见其羸弱”，将汉高祖及其部下一步一步地引诱进入自己早先设好的包围圈。同时他对包围圈的军队精心部署，军威甚壮：“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mng青色)马，北方尽乌骊(黑色)马，南方尽骍(赤色)马。”东南西北四方配置白青黑赤四色军马，宛如天成之罗网，如此军威势可夺人，估计汉高祖当时也是被吓倒了。眼看突围无望，“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即采用并不光彩的离间计、行贿计，通过冒顿之妻阏氏的“枕头风”才得以脱险，其当时之危险和狼狈可想而知。

　　四是奖励军功，激励斗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如此。所以匈奴制定了以利益为导向的激励军功之法：“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即他们规定在攻伐征战时，谁杀死敌人或俘虏敌人，都要赏赐一壶酒，所缴获的战利品也归其所有，谁抓到的敌人就给谁家充做奴婢。所以在打仗时，每个人都主动地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善于伏击敌人，他们见到敌兵就去追逐利益，如同鸟儿飞集一处。

　　概而言之，匈奴人把战斗胜负与战士利益直接挂钩，为利而战，胜而得利，战斗目的十分明确，战士就有了战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他们还规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即战斗中谁能将战死的同伴尸体运回来，谁就可得到死者的全部家财。要战斗就会有牺牲，曝尸荒野何其悲哀！而“尽得死者家财”的鼓励政策，就能使战死之士死而得归，入土为安，这样的规定无疑也有利于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综上所述，我们就能理解匈奴民族为什么能与大汉民族纠葛了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