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事年代：南宋

　　讼事双方：昌国寺(位于尤溪镇北三里许)与报恩光孝寺(位于台州府城巾山下)。

　　据《佛窟岩涂田记》(临海博物馆收藏有此碑拓文)载，昌国寺是个小寺庙，粮藏不富。这个寺院的施主左誉(曾任湖州通判，尤溪镇人)生前给寺里出谋：“院北廿里有堰，曰‘高湖’，岸之涂泥可田也。”绍兴庚申(1140)三月，僧人宗辩来住持昌国寺，他向当时执掌临海政事的县丞(相当于今副县长)程姓官员请示在高湖围涂造田，说明田造好后，愿意向官府上交租赋，收了粮食还可供给往来本寺院的人。程副县长“以为无伤于民，而利于公”，于是就同意了。

　　经两年苦战而工程完工。围涂造田的范围为：“东西尽众田，南伍师山，北及下渡。”当在今江南街道下浦村地面。“下渡”南岸大概是在黄岩桥附近；“师山”可能是今火车南站边上的小山“屿山”。“屿”台州话里与“柿”读音相同。碑记作者谢伋是河南上蔡人，初来台州，也许一时未通晓本地方言，于是用一个音近字“师”来代替，我以为这可能性比较大。只是所存碑文未见造田面积。碑文“为田”以下三个字字迹已磨灭不可辨认，这或许是记造田面积的。

　　不过，从南宋林表民编纂的《赤城集》卷六的两篇增学田碑记中可以得知。一是《赤城志》作者陈耆卿在端平二年(1235)七月写的《增学田记》里面说到，知州(相当于今市长)邢近来到光孝寺，把该寺长期打官司没有了结的千亩涂田，划出一半给州学堂，以供学需。二是董亨复在淳祐二年(1242)四月写的《州学增高涂田记》也有记载，说的是先前台州有个已经亡故僧人，生前围造了高湖涂田，前知州已经把其中一半判给州学，报恩寺还颇有抵触。后来州里派官员实地考查，查明涂田约522亩，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市亩390亩左右。同时知州赵必愿因为博士杨防请示，把它全收归作学田。至此，两寺院诉讼结束。

　　然而让人好奇的是：

　　一、昌国寺开的涂田怎样被报恩光孝寺“争踞”了？笔者推断：首先，昌国寺先前有住持僧宝因曾说自己是“奉檄居此余三十年。“(《宋佛窟山转轮藏碑》)而接任的宗辩法师原本不是昌国寺僧人，“绍兴庚申季春,僧宗辩来主是刹。”(《佛窟岩涂田记》)也许他也是“奉檄”(接受命令)而来。他的擘画能力、感召力都相当强，堪称高僧。那么，他来自哪里？《佛窟岩涂田记》里有几句话也许能揭开谜底。当涂田开成后，宗辩想请人写篇文章来记载该寺这一盛大工程。有个被尊为“崇教大师”名叫宗敏的僧人，对宗辩说，如今就职于台州崇道观的谢伋，以前和左誉交情很好，如果请谢伋来写，一定不会推辞的。宗辩听从宗敏的，于是就有了这篇记文。从这里，我们可见宗辩与宗敏很是亲近，两僧同为“宗”字辈，很有可能出于同门。那么，宗敏原居哪家佛门？再说“南宋报恩光孝寺也是一种特殊寺院……南宋前期宋高宗下令各报恩光孝寺专门为追荐宋徽宗作道场，此后外路官方的佛道法事往往在此类寺举行。故报恩光孝寺也有相当官方色彩。”(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汪圣铎《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如此看来，当时报恩光孝寺在台州的地位不言自明了。宗敏谙熟官场人事，尊为“崇教大师”，在当时的台州府城当是颇负盛名的高僧，他极有可能是报恩光孝寺僧人。假如这一推论成立，那么宗辩很有可能是由该寺派出去住持昌国寺的。如此，当宗辩圆寂后两寺发生的持久的涂田诉讼似乎就有些合乎事理了。然而，这只是一种推测，离真相或许还有较长的距离。

　　二、讼事历时之长久。《台州金石录》编者黄瑞说这场官司打了92年(“涂田开于绍兴庚申，下距端平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这里，有必要校正一下时间：绍兴庚申为1140年，涂田开成时间实为1142年，至淳祐二年(1242)诉讼才停止，其间应该整整有100年。

　　三、属于临海县的涂田，官司怎么不在临海县衙打？对此，须从当时台州行政体制来分析：陈耆卿的《赤城志》的编写体例为先叙州(即今之地区市一级)，然后分叙各县。《赤城志》卷二十七寺观门一记寺院，写在最前面的文字：“州。寺院五。报恩光孝寺在州东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下……”报恩光孝寺是州属五个寺院排名第一的寺院，不属于临海县管辖。如此，临海县级的昌国寺跟台州州级第一的寺院打官司，只能由台州太守来断案了。

　　书上鄙见，意在就教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