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九年(1411)三月，因为永乐帝朱棣御驾亲征蒙古而推迟了一年多的殿试，终于开试了。这次殿试的试题是“礼乐政刑”，命题的潜台词很明显，就是让即将成为新科进士的学子们，用儒家的经典来对当时的政治作一番学理上的正面论证，知趣地唱一番赞歌，以彰显朱棣的文治武功。

　　然而，有一个连中省试、会试“二元”的年轻人，却年少意气，凭借台州式硬气，在对策中毫不客气地批评朱棣先是骨肉相残，夺取帝位，后又将建文旧臣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处以极刑，戮及妻子”，此种行径，背离礼乐，进而规谏朱棣要充天理、克人欲，只有这样，理想的礼乐政刑、社会的清明安定才有希望实现。

　　就凭这样一份逆龙鳞的卷子，如果是在永乐帝初登大位时，肯定是要被处以极刑的。当时朝中大臣看过卷子，也都非常担心他会因此遭受不测。幸好，此时的永乐已经坐稳江山，有了充分的自信，毋须再行杀鸡儆猴之举，而是想显示帝王的宽宏，借以收拢天下学子之心。所以只是在他的卷子上找出一个错别字，给简单定了个“不敬”之罪，借以惩戒，但最终仍然赐给他二甲出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朝野因此誉这位谠直之士为“端士”。

　　这个初入仕途便敢于忠耿直谏，有同乡方孝孺般硬气的新进就是临海人陈璲。

　　陈璲(1385-1466)，字廷嘉，号逸庵。生于文化世家，其父陈祖，又名兴祚，字惟昌。永乐年间，陈祖任福清教谕，博古能文，说经解颐，众人皆奉其为指南。退休后的他，以课读子孙为乐，尽享天伦。

　　陈璲天禀淳笃，风采凝峻。自小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便怀揣圣贤之志，埋首群经，尤爱《诗》学。曾有一次，他与塾师漫步园中，老师出上联“鱼钓钓鱼鱼骇钓”，似是不经意的考验，却瞬间被他以“马鞭鞭马马惊鞭”的妙对回应，才思之敏捷，令人赞叹。

　　那个敢于批逆龙鳞的陈璲，胸怀慷慨，气骨铮铮。他的文章，亦如清风拂面，带着端方雅正之志。就如他对竹的喜爱：“其中之虚也有所受，其外之直也无所屈，挺拔于霜雪之表，舂容于风雨之间，殆若端人正士，静虚动直，屹立于存亡危迫之秋，而不少渝其操行。”这是他劝诫清修之友的文章语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满满的清节之操。他劝朋友，应当看重竹之品德，方不负爱竹之意。

　　而他自己，亦如那翠竹，以美德成就自我。永乐六年(1408)，他乡试高中解元；次年，会试再中会元，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那热门的状元人选仿佛已在眼前。临海人在城里建了二元坊，传扬他连中二元的壮举。

　　假如他能够顺应时艺的套路，循规蹈矩地作一番热情歌颂，或许便能摘下万千学子梦寐以求的桂冠，成就连中三元的佳话。可他，偏偏如竹之直节，不屈不挠，说出了天下人不敢言的大实话，最终与那创造科举历史的机会擦肩而过。在时光的长河中，他的身影，犹如那翠竹，挺拔而坚定，留下一抹令人敬仰的传奇色彩。

　　考场上的挫折，并未折损陈璲的志气。为官不久，他又因刚直清正而被牵连入狱。狱中，他身患大病，其弟陈琛入狱照看，竟得病身亡。即便如此，他亦未抱怨半分。在狱中，他做的最多的事竟然是“手不释书”，全然当成一次难得的进修机会。

　　出狱后，因其向来富有“德望”，到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便担任翰林院检讨，得到一个颇为受用的美差。他博通群经，“杰出伦类”，奉命参与“五经四书”与《性理大全》等重大“社科项目”的整理工作。编写过程中，他以折衷汉唐以来儒学思想为旨，以北宋理学“濂洛”两学派为准，做到守文持正，得到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首辅杨荣、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等高官的认可，大家称赞他学识渊博，所编之书几乎可说是不刊之论。该书编撰完成后，谈迁的《国榷》仅摘录了陈璲一人的评论，明代诗人、书法家张弼也认为陈璲开后学之“至公之论”。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陈璲的思想堪称当时的权威。

　　永乐十九年(1421)，陈璲因病辞官，自此在家闭门15年。虽卧病在榻，然其家却门庭若市，“乘輶拥节，怀刺诣庐，达官贵人相踵接”，俨然成为方岳大臣们争相结交的名贵之士。几任台州知府程贤、周旭鉴等人，都对他敬重有加，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很大。

　　但陈璲不是个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坚持为百姓主持正义的绅士。他颇受邻里尊敬，乡里若有不平之事，人们都要“造庐求决”。相传，有一欧姓百姓，因贫困无奈触犯法律，知府程贤想要按重罪处置，幸得陈璲出面，才得到宽恤，留住性命。知府周旭鉴行事比较急切，不体恤民情，用刑严酷，杖杀多人，不给百姓悔过机会。陈璲得知后，亲自登门义正辞严地责备他，使他愧赧而改，顽劣百姓也因此悔过自新。

　　他还特别热心社会公益，努力改革风俗，劝乡里人改掉丧葬讲排场、婚嫁重财礼的陋习。晚年，他家境清寒，可还是做了不少义举。像减租、济贫这些事儿，他都当仁不让。他还告诫子孙，碰到贫困的人，一定要赶紧救济，别计较多少。要是都等富有了才行动，那咱这些儒者恐怕就没机会济世啦。他的房子很破旧，县令孙敬堂想给他修修，他坚决不同意，还说：“一邑若安，则璲受赐多矣！”这境界，有点“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和美德。

　　陈璲的“能以善成其俗”，于此可见一斑。

　　“天生我材必有用”，时代无法埋没真正的人才。正统元年(1436)，陈璲受邀担任会试同考官。待工作落幕后，他再度萌生出辞官之念，然而执政者执意举荐。五月，明朝首次设立提学官一职，陈璲凭借其深厚学识，成为首批担此重任的官员。在担任广西按察佥事提督学政期间，他为官清正，“守正不阿”。每月初一、十五，他都会到学宫巡视，与诸生畅论经史。仅仅在任5个月，便让岭南数千里之地“风化一新”。

　　正统五年五月，丁父忧期满后重新起用。恰逢江西提学副使一职空缺，前任王孟坚因与上级性格不合而辞官，寻觅接替之人极为艰难。廷议时，众人都认为陈璲最为合适，政治家、文学家杨荣对他也是充满期待，认为他能够做到“英声动蛮缴”。陈璲走马上任后，极为重视切磋问学与砥砺操行，力求培育出“断制识见”皆卓越不凡的学生。故而，他教导学子以“躬行为本”“见诸践履”为先；在评改课业时，批语往往高瞻远瞩，如醍醐灌顶般令学子豁然开朗。在他的引领之下，江西“士皆振起”，一时之间“风教为振”，他的门人多为声名显赫之辈，广为人们称道。他与山东薛瑄、江西王钰、浙江熊绅几位提学齐名，被视作能够圆满完成朝廷使命、促使群贤并起的优秀学官。

　　三年任期满后，陈璲压根没留恋官场那一套，而是以老病为由告老还乡。回到家乡后，他最想干的事儿还是教学育人，一心想培养出一批能立操行、彰才德的士人。于是，他在龙顾山建起了白云书院，招揽后学。一时间，从学者接踵而至，造就的人才也不少。像当时台州有名的陈员韬、陈选父子，侯润、侯臣兄弟，林贵璧、林一鹗叔侄，都出自他的门下。

　　陈璲“问学渊懿，才藻炽发”，写文章有章法，作诗也淡雅。他写的《逸庵文集》《学庸图解》等，都重在倡明理学，是“关世教而裨治道”的好文章。所以，人们都说这是“有用之学”。甚至有人形容他的诗文：“如谷粟之必可疗饥，如布帛之必可卒岁，如药石之必可伐病。”经世致用，那就是他最大的学术理想和济世之志。

　　陈璲“清节粹学，师表一方”，去世后葬在西郊梅浦岙，还入祀了临海乡贤祠。嘉靖年间，御史周汝昌奏请朝廷，在临海永庆寺旁给他建了“陈检讨祠”，春秋二祭，成了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