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以其独有的开放胸襟、包容心态，积极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在亚洲国际贸易的浩瀚蓝图中，绘就了一幅“海洋大国”的壮丽图景。以东南沿海为轴，编织出一条以东南亚为枢纽，东牵东亚海域，西接印度洋的商贸纽带。

　　在这条纽带上，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的台州港，成为文化交融、商贸繁荣的见证者。台州港历史上就是东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台州“庶而不富，生齿日繁，人浮于地，田不敷耕”，人多地少，决定了台州人在农耕之外只能以“海牧”为业，书写属于他们的海洋传奇。

　　宋代的台州港是“大商海舶辐辏之地”，经常上演“千船万艘，东奔西逐”的名场面，而“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的数额，见证了台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辉煌与荣耀。

　　一

　　宋代，是台州造船业与航海技术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那时的台州，已跻身全国十大造船基地之列，其造船技艺之精湛，航海技术之先进，令人叹为观止。台州所产的瓷器、铁器、金银、铜钱及丝绸等商品，以其卓越的品质和独特的魅力，在海外市场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北宋年间，台州漕运船只已蔚为壮观，其时，各州造船场之规模略述如下：明州(宁波)坐拥舟船177艘，台州紧随其后，计有126艘，温州125艘，婺州103艘。台州于浙东之地，其地位之重，可见一斑。天圣六年(1028)，澶州(今河南濮阳)所建浮桥用船49艘，即为台州与温州官营造船场联手打造。及至南宋宝祐五年(1257)，朝廷特颁“义船法”，依比例征调船只。台州之下，临海、黄岩、宁海三县，所征船只竟达6288艘，占台州、明州、温州三州总和19287艘之三分之一，雄踞三州之首。

　　台州海船，技艺精湛，水密隔舱、多层舷板、龙骨结构等技法皆已运用自如。其“船只尖底，食水深浚”，抗风破浪，航速迅疾，稳定性与抗沉性皆属上乘，是当时世界造船技术之翘楚。

　　造船业之兴盛，催生了海洋贸易之繁荣。南宋之时，海洋贸易税收成为财政的重要支柱。赵汝愚任台州知州之际，福建入台州的商舶税收是台州地方政府“财赋所赖”。然而，自福建、广东南来之商船，常遭浙江提举以走私私盐之名捕送官府，其余未被捕获之商人，则索性凿沉船只，隐匿货物，致使商船数月不敢近台州之境。于是，便有商船乘夜色悄然抵达台州城下，彼时府城墙大火之后，七门之中五门未修，私货出入，如入无人之境，贸易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而台州国际海洋贸易之繁荣盛景，莫过于台州府城“钱荒”事件。宋朝廷招徕海外商人，加之铸币技术高超，铜钱以其成色足、重量均、做工精、文字美而享誉国际，乃至“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不贪好”宋钱。至南宋，铜钱外流愈甚，台州沿海更成铜钱外流的主要港口。乾道七年(1171)前后，临海商人即有私运铜钱出海之举。为此，时任台州通判楼钥严禁铜钱走私，以“入海五里”为限，越界者即没收其资财。这一警戒线就是章安港南北两岸管界与亭场两寨的连线。

　　彼时，正值镰仓幕府时代之日本，所铸铜钱质劣大小不一，故日本商人多不喜用，而更热衷于以宋钱交易，甚至以砂金换取。如每年到达庆元(今宁波)的四五十艘日本船，先在温州、台州沿海停泊，与沿海居民交易，货物之价极低，值百贯者仅售十贯。而后至庆元贸易，回国时又至温州、台州低价抛售余货。据时任台州知州包恢记载，外商往来之际，“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台州郡城竟至一日之内“绝无一文小钱”流通的地步。

　　为加强对海外贸易之管理，宋朝特设“市舶司”，并颁布“市舶条法”。南宋之时，章安、松门皆设巡检，或兼管市舶。嘉定年间(1208-1224)，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商船竟侵扰松门兵寨，致使官印遗失。此事表明，当时台州之贸易对象，除高丽、日本等东亚国家外，更及于东南亚、南亚地区。

　　二

　　宋代，浙江沿海的杭州、明州、台州等港口，都是通往日本、朝鲜的主要门户。尤其是台州港，更是成为连接日本、朝鲜的重要桥梁。那个时代，宋朝与东亚各国尚未建立起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但台州的海商们却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穿梭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成为维系东亚各国友好交往的隐形纽带。

　　整个宋代，陈仁爽、陈仁满、郑仁德、周文裔(德)、周良史、陈惟志(忠)、陈维绩(惟积)、徐赞等众多台州海商，如同星辰般闪耀在浙江海洋贸易的史册上。他们组建起一支支庞大的商队，扬帆远航，将台州的瓷器之精美、茶叶之清香、丝绸之柔滑、书籍之深邃、画作之灵动以及工艺制品之精巧，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朝鲜，为这些国家带去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天圣四年(1026)，台州商人周文裔去日本经商，运去翠纹绿珠锦、小纹绿殊锦、大纹白绫、丁香、薰陆香、石金青、丝鞋等丝织品，被日本典籍详细记载。

　　史籍中记载的台州海商，赴日本者络绎不绝，多达十多批次；赴朝鲜者亦有三批次之多，每批次人数多则达百余人，少则亦难以计数。其中，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商人，甚至能够踏入日本的朝堂，载入史册，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使者。如日本《小右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台州周文德到日本，向日本天皇献上孔雀。天圣六年(1028)九月，周文裔又到日本献方物。《宇槐记》等载，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六月，台州商人周良史因生母是日本人，献名籍于关白，希望获得爵位，没能如愿，关白赠砂金三十两安慰。

　　台州海商们不仅为东亚各国带去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更成为两国信息交流的桥梁。他们传递书信、赠送礼品，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周文德到日本，写信告诉日本僧人源信，已把源信的书《往生要集》转交天台山国清寺。大中祥符六年(1013)，大宰府的大贰平亲信向朝廷报告台州商人周文裔捎来了入宋僧寂照的家书以及给左大辨藤原道长献礼品(天竺观音和大辽国作文)。

　　随着台州海商的频繁往来，一股“朝圣寻根”的热潮也在日本、朝鲜僧人中悄然兴起。他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和向往，不远万里来到台州府城、天台山等地，朝拜佛教圣地，礼佛求法，参禅求学，朝巡祖迹，掀起了一股“朝圣寻根”的热潮。其中，不乏奝然、寂照、绍良、成寻、荣西、道元、义荣等佛教界的大师级人物。

　　日本佛教净土、禅宗、日莲等宗派的创始人，均受到了天台宗和禅宗文化的深刻影响。较早到台州求法的日本僧人奝然，在巡礼求法天台后，对日本佛教界了解天台教义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带回京都清凉寺的珍贵宋代文物旃檀木释迦像，更是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见证。而南宋时期的荣西禅师，两度入宋参学天台，回国后首创日本临济宗，并携归大量天台山华顶云雾茶种到日本播种，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茶道之先河，被尊为日本“茶神”“茶祖”。

　　此外，道元禅师到天台山求法后，归国创立了日本曹洞宗；朝鲜高丽王朝第四子义天到天台求法，回国创立高丽天台宗学说，对朝鲜哲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台州禅宗僧人也赴外弘法，如一山一宁将南宋公案禅、文字禅重视诗文创作表达的风格带到日本，成为日本五山文学的先驱。

　　通过这些僧人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台州以及整个宋朝文化精髓在东亚各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具有日本、朝鲜特色的文化风格。这不仅是对台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是对东亚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和增益。

　　三

　　历史的辉煌岁月，犹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镌刻在时间的长河中，激发着后人无尽的遐想与追思。南宋时期的台州，作为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其繁荣景象在《嘉定赤城志》等地方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那个时代海洋贸易繁荣的见证。

　　在海门港外的浩瀚海域中，东镇山(今椒江下大陈岛)矗立其间，它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宝库，更是宋代海运贸易的重要地标。“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焉”。宋代的海商们，将这座山峰视为通往高丽的灯塔和坐标，每当商船扬帆远航，东镇山的身影便成为他们心中的指引，引领着他们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海，与高丽国进行贸易往来。而高丽头山(上大陈岛东南端的高梨头礁)，则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商船进出台州湾的天然航标，“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见证了无数艘商船在此启航或归航的壮丽场景。

　　台州各地，还有许多与新罗(古代朝鲜半岛的一个国家)相关的地名，它们同样诉说着那个时代海洋贸易的辉煌。临海汛桥的新罗屿，因新罗商人曾在此停泊而得名；黄岩县的新罗坊和新罗坊桥，则是因为新罗船只频繁经过，新罗国人聚居于此而形成的。这些地名，不仅记录了新罗与台州之间的贸易往来，更见证了台州作为海洋贸易中心的繁荣与昌盛。

　　台州府城的通远坊，因对外的税务部门所在而得名，它不仅是税收的集散地，更是海洋贸易繁荣的象征。而临海永丰镇八叠村一带的新罗山，以及仙居万竹山顶的新罗村，都因新罗人的足迹而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天台国清寺南的新罗园(后谐音为新龙园)，更是唐代新罗僧人悟空修行的地方，它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心，也是中朝友谊的见证。

　　这些地名，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台州的历史长河中，它们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海洋贸易的繁荣与昌盛，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智慧与勇气。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全描绘出那个时代的贸易盛况，但从这些地名中，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出那个繁荣热闹、商贾云集的台州港，以及那些穿梭于大海之上、勇敢追求财富与梦想的台州海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