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青瓷简史

　　汉晋时期，临海的窑址主要分布于灵江两岸。目前在临海境内发现的该时期青瓷窑址有7处，其中发现遗存较多、产品种类较为丰富的窑址有鲶鱼坑口窑址、安王山窑址和西岙窑址。这一时期，临海制瓷业已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器型种类丰富，有碗、钵、罐、罍、瓶、壶、盘等，纹饰以弦纹、米字纹、网格纹为主，兼有鸡首、虎首、蛙形等动物造型的器物，瓷胎通常相对粗糙，未经过充分的提炼和细致的处理，釉色多为青或青中泛黄，釉层薄而亮。部分窑址发现有窑具，窑具类型主要为垫具、间隔具。汉晋时期临海制瓷业的初步发展，为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临海制瓷业奠定了基础。

　　在灵江的中上游地区，发现唐代窑址1处，位于城东五孔岙村东扫帚山麓岙里水库大坝北端，称为五孔岙窑址。产品有各式青瓷碗和钵等，外壁多施半釉。流行叠烧。形制普遍较为粗大，胎质厚重，釉色以青黄、青灰为主，足部主要表现为宽圈足及少量玉璧底。

　　北宋时期，临海瓷窑址主要集中在临海古城五六公里外灵江两岸的梅浦、许墅一带。其中梅浦窑址群位于梅浦村周边，传说古时有所谓的“三十六支窑”，目前所发现的窑址主要有后门山、马里墩、凤凰山、岭下、里岙、马尾坑、瓦窑头、西泽里、王岸、牛山等处。许墅窑址群位于灵江北岸的临海市古城街道西郊许墅村一带，距临海古城约6公里。1966年，临海市箱板纸厂在此选址建厂，其间发现了该窑址。同年5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朱伯谦先生前来主持发掘清理工作，发现的陶瓷器物标本大部分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现存于浙江省博物馆，临海市博物馆也保存了部分标本。

　　北宋之后，可能受到资源枯竭等因素的影响，加之诸如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南方其他地区窑场的兴起，使得临海制瓷业从南宋开始日渐式微。临海市博物馆所藏南宋瓷器多为龙泉窑与福建、江西一带窑址的器物，可能与此有关。目前仅在今括苍镇一带出现过元代时烧制类似月白钧瓷的粗瓷窑址。元以后，临海就再没出现烧造规模大、产品质量高的窑址。

　　北宋临海制瓷业的特点

　　北宋临海制瓷业较前代而言，在胎、釉、窑炉、匣钵、装饰工艺、器物造型等方面均有所创新与提高，这不仅提高了陶瓷产品的质量，还扩大了销售市场。

　　通过对梅浦、许墅等临海瓷窑址的考察可以得知，当时的制瓷工匠在瓷器制作过程中，会精心挑选瓷土，并通过细致的淘洗去除胎体中的杂质，使得最后成形的胎体既细腻又均匀。这种精细的原料处理过程使得瓷胎具有致密而紧实的特性，不仅提高了瓷器的整体强度和稳定性，同时也为后续瓷胎表面纹饰加工提供了良好基础，对于最终成品的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釉色的烧制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品质更高、更透亮的青釉，将青瓷整体的品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梅浦与许墅这些临海瓷窑大量使用瓷质匣钵，同时也发现部分瓷器在烧造时采用了釉封技术。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浙江地区采用瓷质匣钵与釉封技术的情况只在烧造高品质秘色青瓷的上林湖唐代窑址中有发现。瓷质匣钵具有良好的密封效果，同时可保证瓷器与匣钵同步的收缩率，从而更能够保证高质量青瓷的产生。

　　从目前梅浦与许墅所发现的宋代瓷器情况来看，其产品主要包括碗、钵、罐、盘、壶、杯、水注、盒、瓶、碟、花器、茶器、香器、酒具等，其中高品质的瓷器釉面紧致纯净，呈现出青翠透亮的效果。装饰技法包括刻、划、刻划结合、镂空等，其中以刻划花最为常见，刻划技巧娴熟，有半刀泥加细线剔刻的手法，线条精致细腻，纹饰类型有双摩羯纹、荷花、蝴蝶、牡丹、莲瓣、缠枝花草、飞鸟和人物等。

　　1995年，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举行。当代陶瓷学术研究泰斗耿宝昌先生根据其所见及的各地瓷器标本提出：“临海许墅窑产品尤其典型，过目所及的标本，有刻花镂空工艺的香薰、盒等，均胎质细密如玉，釉色青绿如翠，堪称秘色瓷上品。”2023年4月，在临海举办的青瓷考察研讨会上，许多专家都对梅浦—许墅窑址群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表示，梅浦—许墅窑烧造的青瓷工艺较为高超，使用大量瓷质匣钵进行装烧，保证了瓷质品的烧造质量，其青瓷胎薄、釉润、玉质感强、刻划纹饰精美，可以与浙江上林湖出土的秘色瓷媲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对临海发现的窑业遗存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宋代临海制瓷业是越窑与龙泉窑生产高峰之间的另一个重要的陶瓷生产中心和高峰。

　　北宋临海制瓷业高度发展的成因

　　临海制瓷业自汉晋兴起，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最终在北宋达到顶峰。临海制瓷业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这得益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临海的地理位置及自然资源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临海依靠灵江，为制瓷业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同时也为原材料及成品的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临海周边多山多植被的自然环境，也使得龙窑的建造及木材燃料的获取更加便利。

　　唐武德四年(621)，置台州，州治设于临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促使社会各方面都迎来了长足的发展。五代至北宋时期，吴越国钱氏家族成员大量在台州为官，这对临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冯先铭先生《中国陶瓷》一书中有关宋代江南地区陶瓷概说部分提到：“北宋初期吴越钱氏出于烧造贡瓷的特殊需要，促使了浙江越窑(余姚县)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贡瓷的数量庞大，远远超越了越窑的生产能力，贡瓷由杭州湾地带生产条件较好的一些瓷窑分担……此外还有台州湾地区的临海和黄岩窑。”吴越王族来到台州任职，吴越国朝廷命令其选择台州生产条件好的窑场，定向管理，烧制精品瓷器，作为朝廷贡器的补充也在情理之中，而这无疑促进台州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的发展。

　　临海制瓷业在北宋达到顶峰也得益于北方人口不断南迁带来的人口增加。大量的人口既为临海制瓷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临海制瓷业提供了大量优秀的制瓷工匠。而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兴起、工商业的繁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海外贸易的增加，都促进了临海瓷器烧制数量的增加与制瓷业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临海自古就是文化荟萃之地，文人墨客辈出。北宋时期，临海的文化也得到快速发展。文人士大夫对瓷器有着独特的青睐，他们对瓷器提出了更高的审美要求，从而激发了制瓷业的技术创新和艺术表现，推动着制瓷业的艺术化发展，促进了制瓷工艺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