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献所限，我们对古代较为久远的历史容易产生误解，稍有不慎，就会谬种流传。宋代的理学家石(敦山)的史实就是如此，皇冠体育在线_澳门皇冠体育【官方直营】他的籍贯和身世最近就产生了一些令人纠结的问题，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为此，我们有必要穷原竟委，拨云见雾。

　　一

　　研究理学的人都知道，著名理学家朱熹有个非常要好的讲友叫石。石(敦山)(1128—1182)，字子重，号克斋，南宋临海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任郴州桂阳(今湖南桂阳县)主簿、泉州同安(今福建厦门)县丞、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知县、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知县，后升任将作监主簿，转太常主簿。

　　石(敦山)为官清正，精明强干，政绩显著，名动朝野，丞相史浩曾向朝廷举荐，称他“器质纯静，不求闻知。为邑南剑之尤溪，兴学校，礼贤士，苟有利民，知无不为。颂声洋溢，如古循吏”。淳熙八年(1181)，朱熹从南康军知军调任提举浙东茶盐公事，他也十分认可石(敦山)的才能，向朝廷推荐石(敦山)来接任，但适逢石(敦山)丁母忧而没能成行。后来，石(敦山)还是被人们称为“石南康”，足见当时士人对他的敬重。

　　石(敦山)学问深厚，著述颇多，有《周易解》《大学集解》《中庸解》《中庸辑略》《石子重文集》等。朱熹称赞石(敦山)的学问是“大人为己之学，深造自得者也”，称赞他为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气象”，还将他的《中庸集解》删存成《中庸辑略》，并作序称赞该书“极称谨密详审”。此书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被赞为“阐天人之奥”。

　　石(敦山)更为人们称道的还是与朱熹、陆九渊、张栻等宋代顶级理学家的讲学论道。

　　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与石(敦山)一见如故，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石(敦山)到朱熹故乡尤溪任职时，朱熹更为石(敦山)撰写了《克斋记》《名堂室记》《南剑州尤溪县学记》《南剑州尤溪县学明伦堂铭》《四斋铭》《中庸集解序》《石子重兄示诗留别次韵为谢》等诗文。此后，两人一生“三仕同官，讲论道学”，切磋学问，“答石子重”系列书信及诗文成为《朱熹集》中分量较重的篇章，阐述了许多朱熹重要的理学思想。

　　比如朱熹为石(敦山)写的《克斋记》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写就的，文章清晰阐述了“仁”的本体地位及通过“克己复礼”工夫达成“仁”的路径，成为后世理解朱子学修养论(尤其是天理人欲之辨与功夫次第)的重要经典文本，影响深远。该文写好后经过多次修改，并被寄给当时许多学者，引发了朱熹与当时重要理学家(如张栻、吕祖谦)的深入辩论和交流，推动了理学核心概念的深化。而且，当时有许多名人以“克斋”命名书斋，如游似、陈文蔚、江明叔等，因此，朱熹是借此记来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确立自身的学术地位。

　　石(敦山)还是当时理学家争相结交的人物，如朱熹曾说：“钦夫(张栻)闻老兄之风，亦甚倾企，令熹致愿交之意也。”张栻听说石(敦山)的才能后，还想通过朱熹来主动结交。吕祖谦称赞石(敦山)是“笃志于学者”。石(敦山)去世后，陆九渊作《挽石子重》诗，感叹“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

　　故而，石(敦山)的理学地位在祖籍地和籍贯地都备受推崇。在绍兴，石(敦山)被称为“理学第一人”。而在台州，他的地位也很高，《嘉定赤城志》称自从他之后“里人知有洛学”，明代谢铎则称：“石南康子重与晦翁为友，南湖、方山因得登晦翁之门，至立斋丞相又以授之玉峰，于是道德文章，台州独盛。”由于石(敦山)与朱熹的亲密关系，黄岩杜烨(号南湖)、杜知仁(号方山)等人都得以成为朱熹弟子，此后杜范(号立斋)、车若水(号玉峰)接续相传，因此“台之学，实始于南康石公子重”，石(敦山)被奉为“台学”的实际开创者。淳祐六年(1246)，台州府城建六贤祠，石(敦山)与鹿何、商飞卿、郭磊卿、陈耆卿、杜范并列其中。

　　二

　　然而，很多学者在面对石(敦山)的籍贯时，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在石(敦山)任职过的方志中，他的籍贯可谓一团麻，《福建通志》《同安县志》称他是“临海人”，《尤溪县志》《武进县志》《江西通志》说他是“新昌人”，《南康府志》更是离谱地错成了“宁海进士”。而《台州府志》《临海县志》与《绍兴府志》《新昌县志》则均各称是“自己人”，因此很多学者都简单地折中两说。

　　之所以有两种说法，主要是因为石家原籍新昌，后来迁居临海。朱熹为石(敦山)写的《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中说：“吾友石君子重，讳某，其先世为会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讳某，不仕。大父讳某，避庚子之乱，始居台州临海县……”

　　石(敦山)家族原是新昌望族，仅宋代，石氏就有“登黄甲者四十二人，登显要者一百二十余人，状元三人，榜眼二人，卿相魁解，光耀耳目”。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十月，方腊在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打州县，杀官吏，先后攻占青溪、睦州、歙州，进逼杭州。据《嵊县志》记载，石氏家族在战乱中受到冲击，石牧之曾孙女石大奴殉节，石景硅战死。当时，石(敦山)祖父石公孺(谱名石端孺，字长孺，北宋著名教育家石待旦曾孙)的夫人李氏之兄李景渊任台州通判，石家便到府城临海投靠，躲避战乱。

　　避乱期间，李夫人去世，石家将她归葬新昌石溪后又回临海居住。后来，新昌愈发人荒马乱，石家又坐海船到福建莆田避难。第二年，起义平息后回到新昌，看到“室庐荡尽，宗族离散”，连李夫人的墓也被挖掘，白骨露于野，于是石公孺决定带家人离开伤心地，到临海定居。

　　石公孺有邦绘、邦维两个儿子。石邦维(1090-1135)，字子持，石(敦山)之父。娶的第一任夫人是临海朱氏，第二任夫人是临海陈氏，即太子詹事兼侍讲陈良翰的姐姐。石(敦山)是长子，由陈氏在临海所生，也在临海长大。

　　石(敦山)的祖父、父亲虽然都“高隐不仕”，但传承家学，受过良好的教育。祖父石公孺被参知政事谢克家(曾任台州知州，晚年寓居临海)称为“国士”，特授迪功郎。父亲石邦维“为文不务奇，清醇真重”。因此，作为长子的石(敦山)从小便得到了父亲的家传，后又跟从舅舅陈良翰学习。陈良翰绍兴五年(1135)29岁中进士，石(敦山)绍兴十五年(1145)18岁便高中进士，可谓青出于蓝了。

　　石(敦山)虽然出生并成长于临海，但与老家新昌还保留着一定的关系。首先是临海与新昌两地相隔并不遥远，交往也多，他的家族中有很多人都跟临海颇有渊源，比如石公孺之兄石公弼(1061—1115)于政和四年(1114)因得罪蔡京而被任职为秀州团练副使、台州安置，实际上是被禁足在台州府城，第二年遇皇太子赦才还乡。在临海，石公弼留下了《游巾子山诸刹》《游日山》《题北山松轩》《游嘉祐院登般若台》《题委羽居士集后》《题无垢院》等诗文，这些诗文几乎是他仅存的作品。石延庆(1101—1149)于绍兴十七年(1147)任台州添差通判，与侨寓临海的宰辅王之望等交游甚厚。石宗昭(字应之)历任台州司户、台州教授，据叶适描述：“尤尚书袤知台州，公为其属。相继同僚者楼参政钥、彭仲刚、石宗昭，郡人石(敦山)、逸民应恕、林宪之流皆聚焉，颇依朋友箴切，不随吏文督迫名，一时胜会，远近传之。”说明，在尤袤任台州知州期间(淳熙二年至四年)，石宗昭、石(敦山)与台州文人群体交往密切，受石(敦山)影响，石宗昭还与堂兄石斗文(曾任天台县尉)都曾问学于朱熹。

　　其次是在南宋淳熙五年(1178)，石(敦山)作为45世孙参与续修了新昌的《南明石氏宗谱》(宗谱中序文后落款时间为“淳熙戊申”，此时石(敦山)已经过世，显然有误)，并作序。此后，其子石继喻又参与修谱，石(敦山)后人都入编此谱。因此，《绍兴府志》《新昌县志》据此称石(敦山)为新昌人也有一定道理，但容易误导普通读者。从现代人的角度看，他应该是祖籍新昌，籍贯临海。

　　《绍兴府志》《新昌县志》还称石(敦山)的书房“克斋”是在新昌鼓山，“石溪为子重所居”，出处是“明知府洪珠撰碑记”，而查《南明石氏宗谱》所录碑文，并没有确切说法，“弃官读书鼓山”的是他的先祖石亚之，“石溪”也只是他的先祖们选择聚居之地，这都只能算是石(敦山)的祖宅。如之前所述，他家的宅子已经在方腊起义中被焚毁了，从其祖父到此后子孙，都居住临海。因此，《台州府志》《民国临海县志稿》也称“克斋”在临海，即“今县治南四顾巷西口，俗名石墩巷口。墩当即之讹也”，虽没有具体的文献出处，只是标明来自“采访”，但可信度更大一些。 (下转第5版)　(上接第4版)

　　由此可见，石(敦山)的籍贯是十分清楚的，《全宋诗》《全宋文》《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权威专著都称他是台州临海人，祖籍会稽新昌，这是最准确的说法。

　　三

　　但对于石

　　具体是临海哪里人，一直以来说法都并不明确。

　　有两则资料引发了研究者的猜想，一是《民国临海县志稿》记载：“观澜书院，在金鳌山，宋石(敦山)讲学处。”这一说法来自卢帻峰的《金鳌集》。二是石(敦山)写过一首《章安祥符寺御坐》，在其仅存的8篇诗文中相对比较显眼。因此，人们多猜测石(敦山)有可能是章安人。但实际上，这两点最多只能证明石(敦山)到过章安而已。而据此称：“乾道元年(1165)石子重回到章安，在金鳌山麓创建观澜书院，教授乡中子弟三年。”这就有点想像多于史实了。

　　实际上，《南明石氏宗谱》记载得非常清晰，石(敦山)的祖父“自新昌徙台州临海县之太平乡邱祥里家焉”(新修刻本)，其祖父的传记中又称“临海大园乡邱祥里……墓临海县云溪”(清乾隆五十年庆云祠木活字本)，而查《赤城志》《民国临海县志》，均表明邱祥里属“大固乡”，显然宗谱在多次编修过程中出现了错讹。

　　大固乡的范围，南宋嘉定年间包含邱祥、臣公、恩义、崇和、衮绣、世衮六个里，具体区域不明。但到民国时期，该乡范围还包含了双桥、丁家洋、五夫、两水四个庄。从四个庄所辖的地名来看，相当于北到大固山一直往东山脉，东到今大洋街道丁家洋、新桥头一带，南到今江南街道叶岙村一带，西到府城东郊谢里王村一带。

　　邱祥里应该在府城周边，但具体界限不清。根据《嘉定赤城志》记载，邱祥“旧名休祥，宋绍兴中，道士费德泓得晋碑土中，犹以此名里，后改名邱祥”。又据《(康熙)临海县志》记载：“大固山，在城内西北……名大固。又宋绍兴十年道士费德泓卓庵北山，斸地得晋永和九年断碑，有‘龙顾’字，故又名龙顾山。山势逶迤环抱府治如屏障，自治后而北则曰北山。”据此推断，邱祥里应该在北固山麓往东一带的北山下。所以石公弼有《题北山松轩》、石(敦山)有《游北山》诗，描写的都是他们聚居地周边的风光。

　　据《绍兴十八年题名录》记载，该年进士第76名陈举善也是“临海大固乡邱祥里人”。而《台州札记》称陈公辅与陈举善“兄弟二人本贯台州临海县大固乡丘祥里”，但又引《赤城志》：“状元桥，在州东一里，陈侍郎公辅居之。”进而认为“大固乡丘祥里，当是其旧族也。”这说明石(敦山)与陈公辅、陈举善原先都居住在邱(丘)祥里，是真正的同乡，淳熙五年(1178)，时任监察御史的陈举善还举荐过石(敦山)，使其有了当面向皇帝召对的机会。

　　从现有的资料看，石(敦山)晚年是住在府城里的。

　　一是孙应时的《祭石南康文》中称：“某来官黄岩，始拜先生于台。每捧檄上下城府，未尝不得见焉。先生爱之，而忧其学之怠而荒也。乃五月之晦，面会某曰：‘子朝夕而去官过郡，其馆于我，吾将与熟论斯事而后别焉。’”孙应时是南宋文学家，淳熙五年(1178)冬到黄岩任县丞，他在文中说得很清楚，每次到台州府城公干，总会见到石(敦山)。淳熙九年(1182)正月任满即将离任，等待交接期间，五月底他又与石(敦山)会过面，石(敦山)还跟他说，让他离任前到自己的台州府城家中住一段时间，好好地谈学论道后再返乡。然而，不满一个月后，石(敦山)就于六月二十六日去世。后来，孙应时与朱熹多有书信往来，朱熹甚至推荐孙应时来担当修建黄岩水利之责，估计都是受惠于石(敦山)的推荐。

　　二是淳熙七年(1179)正月，前一年去世的临海名士徐庭筠即将入葬，石(敦山)撰写了《徐季节先生墓志铭》，其中有“季和(孙应时的字)予友也，每趋郡，辄为予言与先生游处状。予方将拿舟造焉，而先生亡矣”之句，说明孙应时每次到府城都会在向石(敦山)请教时提起徐庭筠。这跟孙应时前文所述相印证，也说明石(敦山)住在府城，而且接受各地学子前来问学。

　　三是朱熹于淳熙九年(1181)正月初七写的《奏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状》中称：“嵊县一带饥饿之民羸困瘦瘠，宛转道路，呼号之声不可忍闻。其不免于死亡者，已不胜计。”这些新昌饥民很多逃难到台州。于是，朱熹在《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中又交待：“当年奉使浙东，闻新剡饥民转入台境甚众，亟以属君。君即慨然以为己任，其得免于饥冻捐瘠而归者，盖数百人。然其后予以事至台，则已不及见君而哭其殡矣。”当年七月二十三，朱熹巡视到台州时，石(敦山)已于前一月病故。从参与救助灾民的影响力来看，也证明了石(敦山)在府城的影响力。

　　由此来看，石(敦山)住在四顾巷西口的石墩巷并非空穴来风，还是比较有可信度的。又据朱熹称石

　　“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斋’，读书其间，没身不懈”，表明“克斋”的书斋名在石(敦山)晚年“燕居”(退休赋闲在家)时还在使用，而且一直到去世。这个书斋名早在乾道八年(1172)石(敦山)在尤溪知县任上就已经开始使用，后来也被带到了台州府城。

　　石(敦山)家在临海，其家族也葬在临海。《绍兴府志》《南明石氏宗谱》《民国临海县志稿》都记载，石(敦山)祖父以下子孙大多葬在临海县东二十里的“龙谷山云溪”，甚至石长孺的堂弟石端美本来没有迁居临海，但其中一个孙子石耑也葬到了云溪。(仅其伯父死后葬“临海后岭东”。)

　　据《临海县志》载：“云溪：在县东四十五里，出大田港。”这一地名还保留着，在今大田街道西北部的云溪村(现已并入双庙村)。这里有座山叫龙谷山，是临海当时很多仕宦人家的墓地，如国子监主簿周洎(？—1185)，秘书省正字兼圣政所检讨官王衜(1107-1167)之妻唐氏，北宋政治家韩琦玄孙、广东西路转运判官韩磊等，都葬在这里。

　　云溪之所以受到石家青睐，是因为这边不仅风光好，还有座历史悠久的慈云寺，这所寺庙旧名兴寿寺，始建于后周显德三年(956)，宋代淳化中期改名为云溪，治平三年(1066)又改额慈云，现已荒废。墓依寺而建，这是南宋时期士族“墓寺合一”的典型营葬习俗。

　　所以，当我们咨询当地老人时，他们都能准确指出慈云寺的旧址，甚至还能侃侃而谈前辈们对寺庙的描述，最典型的是称寺庙山门两边各有一棵大银杏树，一雄一雌，每棵都需要两人合抱。

　　此山虽好，但空间并不宽裕，所以从石(敦山)的曾孙起，陆续有很多子弟开始葬在括苍小海门的前后东西各山。

　　有意思的是，唐代台州文教名士郑虔之墓也在其不远处东南边的白石村。当唐宋台州两大杰出文士在此“会合”时，那真是一种特殊的“相遇”。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据《新昌县志》载，宋宣和三年武举状元石公辂、绍兴二年特奏状元石公辙、嘉定四年特奏状元石继喻，都出于一门，后人称之为“一门三状元”，这里的石继喻是石长子，典型的临海人，他考中的是嘉定四年辛未科的特奏科第一名，官至湖北运干。

　　在科举考试中实行特奏名制度，是宋代的特例，主要是照顾那些坚持多年科举而一直没考上的考生，朝廷一样给功名。南宋乾道二年(1166)规定：“诸路进士八举，年四十以上；五举，年五十以上……并许赴特奏名殿试。”即考了8次且年龄在40以上，或5次且年龄过50都可以进入殿试，从而入仕为官并终身享受朝廷俸禄。

　　石继喻是特奏科第一名，被称为“特奏名状元”“特奏状元”“恩科状元”或“特魁”。对此，《嘉定赤城志》也有记录，但都简洁得很不起眼。而《南明石氏宗谱》中，石继喻文章末的落款故意用“宋嘉定四年辛未科□□状元、四十五世孙继喻百拜撰”的形式，在状元二字前空了两格，导致后人误认为他是正科状元，宗谱的“狡猾”可见一斑。

　　梳理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管窥石(敦山)的家族史，也可钩沉南宋士族南迁为府城带来的活力，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人才对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从古至今，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