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末年的东南沿海，一场裹挟着宗教狂热与社会矛盾的“起义”浪潮，不仅改变了王朝的历史，也推进了临海的建城史。

　　从隆安三年(399)到元兴元年(402)，琅琊人孙恩率领“长生人”部众，以海为巢、以山为垒，掀起了江南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他们三番五次袭扰台州(时称临海郡，辖章安、临海、始丰、宁海、乐安五县)，而军民在绝境中爆发的激情、筑起的防线、留下的印记，不仅改写了孙恩起事的结局，更深刻塑造了临海和整个台州的城市基因。

　　从“仙师后裔”到“海寇首领”

　　要读懂临海的筑城史，首先要认清这场战乱的核心人物——孙恩。孙恩(？-402)，字灵秀，琅琊郡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时期五斗米道士、起义军领袖，被奉为海盗“祖师爷”，也被戏称为“海贼王”。

　　孙恩是带着“宗教世家”的标签登上历史舞台的，其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这是东汉以来在民间影响极深的道教分支，以治病救人、祈福消灾为幌子，实则借以聚众结社，早已是朝廷暗中提防的力量。

　　孙恩的叔父孙泰，是这场起事的开路人。据记载，孙泰“师事杜子恭，传秘术”，杜子恭是东晋五斗米道的核心领袖，信徒遍布东南。孙泰继承其衣钵后，凭借掌握长生秘诀的噱头，很快获得孝武帝的信任，官至新安太守。他利用官职之便，一面聚众积财，收纳流民、豪强；一面用宗教洗脑，宣称追随者可得长生，短短数年就攒下成千上万信徒，甚至连一些士族子弟都对他深信不疑。当时有识之士直言“泰必为乱”，却因朝廷昏聩而无人理会。

　　隆安二年(398)，王恭叛乱，各地豪强纷纷起兵，孙泰借讨伐叛乱为名，乘机在三吴地区(今江浙一带)扩充势力，“聚货巨亿，得数千人”。王恭兵败以后，会稽内史谢輶揭发孙泰的谋反阴谋。掌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安帝之叔)急令其子司马元显诱杀孙泰，连孙泰的子侄(包括其六个儿子)一并株连，唯有孙恩带着百余名忠实信徒逃入东海。

　　有趣的是，孙泰的死不仅没瓦解信徒的狂热，反而因五斗米道的“成仙”说辞变得更为荒诞。百姓坚信孙泰是“蝉蜕不死”，只是暂时“飞升”，转而把孙恩当作仙师继承人，纷纷划船入海送钱送粮。孙恩就这样在东南海岛上站稳了脚跟，蛰伏待机。

　　东晋末年的“内忧外患”

　　孙恩能一呼百应，根本原因是东晋末年的“烂摊子”给了他可乘之机。当时的东晋王朝，早已没了淝水之战的锐气，陷入了严重的内耗与社会危机。

　　先说朝廷内斗。孝武帝死后，继任的安帝司马德宗口不善言，甚至寒暑不辨，权力全落在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手中。这对父子昏庸贪婪，一边大肆搜刮民财，一边打压异己，比如荆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拥兵自重，与朝廷水火不容；北府军(东晋最精锐的军队)将领刘牢之、刘裕等人虽善战，却备受排挤。朝廷忙着争权，对地方的控制几乎瘫痪，尤其是对浙东的三吴地区几近失控。

　　再说社会矛盾。三吴本是东晋的粮仓，但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到了疯狂地步，比如会稽王氏、吴郡陆氏这些大族，占了当地七成以上的良田，流民只能靠打渔、砍柴为生。而朝廷只掌控了江南八郡的地盘，不得不加重赋税，这更激化了社会矛盾。

　　隆安三年，司马元显为应对地方军阀桓玄的威胁，下令征调江南八郡中原来曾是奴隶、现在已经放免为佃客的壮丁集中到建康成立一支由朝廷掌控的新军，称为“乐属”。这一兵役令立即引起广大佃客、部曲的强烈不满，“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因此孙恩起义时“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走投无路的百姓只好把孙恩当成“救星”。

　　更关键的是宗教土壤。五斗米道在三吴流传百年，影响深入百姓、士族之心，比如会稽内史王凝之(王羲之之子、女诗人谢道韫丈夫)，就是个虔诚的五斗米道徒。孙恩起义时，王凝之既不备战，也不调兵，反而在府里设坛请神驱鬼，最终被孙恩轻松杀死。这种综合了宗教狂热、社会冲突和朝政无能的矛盾组合，让孙恩的起事迅速成为一场席卷东南的风暴。起义军据府占县，将东南搅得天翻地覆，甚至直接威胁京都，众多州府官吏和士族门阀损失惨重，其中的王、谢家族惨遭屠戮，王凝之几乎被满门抄斩，就连在淝水之战打败苻坚的名将谢琰也死于战场。

　　数次袭扰的“山海攻防战”

　　临海郡是东晋浙东的“海防门户”，从地理上看，三面崇山，东环沧海，“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王士性语)，相对独立，救援困难，攻取后容易防守，败退入海也很方便；从经济上看，当时东晋南渡后带来了沿海的大开发，临海经济发展迅速，不少出身士族的豪门子弟如仇馥、陶湮、羊固、阮裕、贺隰、王述、陆邵等名士都曾任临海太守，孙绰、谢灵运等人更是来此旅游后直接用诗文拉升了临海郡的“文化段位”；从文化上看，临海道教文化积淀深厚，是王方平、葛玄、葛洪、刘纲、茅盈等道教名家的传道之所，信众基础广泛，被孙恩利用的空间很大；从战略上看，临海北接会稽，南连永嘉(今温州)，东靠大海，攻取之后可以让东南连成一片，再加上孙恩强于水军，又始终没能在陆地上建立强大的根据地，所以临海是上佳的着陆点。

　　因此，地理上的屏障、经济上的给养、文化上的契合和战略上的价值，成为孙恩屡次争取临海的动力之源。从隆安三年到元兴元年，孙恩对临海发动了数次进攻。

　　第一次是在隆安三年(399)十一月，孙恩在会稽起兵后，临海郡马上就有他的“内应”响应。《临海县志》记载：“临海周胄叛，应海寇孙恩，邑大乱。”这个周胄，史书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但根据当时南方由周、张、顾、陆等大姓控制的情况来看，他大概率是当地的世家大族，应该也是五斗米道信徒，孙恩一造反，他立刻率领家丁、佃户杀了地方官，打开城门响应。

　　当时的临海郡太守是新蔡王司马崇，他是东晋宗室，靠门阀身份当官，估计不太懂打仗。面对周胄的叛乱和孙恩的逼近，他“委官遁”，扔下官印、城池，带着亲信偷偷跑了。太守一逃，临海彻底乱了，虽然很快因朝廷派刘牢之、谢琰率军镇压而平息，但这次动乱，暴露了当时的临海郡城章安防御空间有限的弊端。

　　第二次是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从浃口(今浙江镇海地区)登陆，接连攻占余姚、上虞、邢浦、山阴，在山阴之战中杀掉谢琰及其二子，五月退守临海。大概是在此期间，孙恩的军队在临海郡作了休整。史籍记载，黄岩有“孙恩城，在县南九十里峤岭，高四丈许，周回六百步”，应该是孙恩在此筑城屯兵，想作为后勤保障地；当地还有青湖(今黄岩东三十五里，周围六十里)，俗传“孙恩尝解金甲于其中”，说明孙恩曾在这里休整，甚至可能在湖边训练水师，企图重振水军，东山再起。甚至连灵石山(今黄岩西五十里)，都成了维护其庞大水师的战船取材地，只是相传有“石从空自坠，贼以伤去”，巨石从山上滚落砸伤叛军，孙恩才不得不退出(这也是“灵石山”得名的由来)。

　　十月，因为受到刘牢之的阻击，孙恩重新撤回海岛。第三次是在隆安五年(401)十一月，孙恩在与刘裕的三次作战中接连失利，从沪渎、海盐撤退，再从浃口退守临海郡。当时，他的军队凭千余艘楼船也没能撼动京师，反而落得惨败，“俘馘以万数”，被刘裕俘虏了上万人，同时又因“饥馑疾疫，死者大半”。

　　第四次是在元兴元年，孙恩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走投无路之下，把最后希望放在了临海，他想凭借这里的山海之险，与朝廷周旋到底。当年三月，孙恩率领残部猛攻临海城。这一次，他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时任临海郡太守辛景。辛景，原名昺，字德远，因避李渊父李昺之讳而改名，他不是宗室，但曾著有《辛德远集》(又称《辛昺集》)，应该颇有才学，他深知对付“海贼王”孙恩的优势在“山”，弱点在“海”，于是放弃“远山比海，鱼龙所腥，非高屺可久之地”的郡城章安，而选择西边的临海城，依山临江修建防御攻势。

　　一是筑大固山防线。临海地处临海郡的地理几何中心，居于临海郡水路要津，此地依山临江，便于防守，辛景选择在此阻击孙恩，足见其高明之处。而大固山在临海城内西北，“山势逶迤，环抱府治，如屏障”，辛景在山上凿深壕(也就是战壕)、筑土城，让大固山成为城防的制高点；同时在城内东南的小固山筑堡垒，两座山隔城相望，形成掎角之势。

　　二是联乡勇守外围。辛景知道光靠郡兵不够，他发动临海郡当地义士，黄岩柏都人潘端明和临海邹姓将领。潘端明“有勇知兵”，率领乡勇驻守冉架山(今黄岩、乐清交界)，堵住孙恩南下退路；他还想了个奇招，在阵前抛洒铁屑，阻止义军进攻。邹将军则率领精锐乡勇，守在临海城东郊的靖江山(今白塔山)，筑起第一道防线，防备孙恩溯灵江而上。两军互为掎角，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经过多年消耗的孙恩大军已经日渐式微，进攻也陷入困境，更要命的是，刘裕大军已经从会稽赶来，他的部众“饿死散亡殆尽”，连掳来的三吴男女都死得差不多了，粮草也没了。

　　最终，孙恩知道败局已定，他怕被刘裕俘虏后凌迟，带着百余名亲信、妓妾走到灵江边，投海自尽。那些追随者喊着“仙师飞升”，也跟着跳了下去，时人称之为“水仙”。

　　孙恩死后，余众推他的妹夫卢循为首领，卢循好不容易在临海一带聚集了千把人，势单力弱，根本不是辛景和刘裕的对手。当年五月，刘裕派部将虞丘进进攻临海，在石步固与卢循对垒二十余日，卢循力不能支，逃往东阳，临海的动乱至此结束。

　　这场战争，使东晋军队元气大伤，也将东晋政权推向崩溃的边缘，十年后，借平叛孙恩起家的刘裕趁机改朝换代，建立了刘宋王朝，因此，孙恩起事成为国人重大的历史记忆。民国时期，胡汉民有诗句“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以在临海郡发生的谢灵运(世称“谢康乐”)伐山开径和孙恩(诗中误作孙登)起事来比喻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可见此事的影响之大。

　　从“浩劫”到“重塑”

　　孙恩起事对临海郡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但也是“重塑性”的，它像一把锤子，砸烂了旧秩序，也敲出了新格局。

　　最直接的影响是人口锐减。孙恩起事前夕，临海郡及周边就已经有人口逃亡现象，王羲之的书信中曾说“山海间民逃亡殊异，永嘉乃以五百户去”，而地理比永嘉更比邻会稽的临海郡就可想而知了。据史书记载，战后的元兴元年，会稽(户口)减少十之三四，临海、永嘉夸张得几乎成无人区。不久后，临海等地又发生了大饥荒，当时“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闭门相守，饿死”，连有钱人家都找不到粮食，抱着金银还活活饿死。

　　其次是城防的改变。孙恩起事后，临海郡的社会结构也逐渐变了，“城防”意识明显增强。《嘉定赤城志》说：“自晋、唐间，尝经孙恩、袁晁、裘甫之扰，故五邑聚落往往以城砦、营栅、屯戍得名”，意思是，郡内五县的村庄、城镇，用“城、砦、栅、营”来命名的现象非常普遍。

　　比如临海的“新城”“城门”，是百姓聚在一起建的防御性村落；黄岩的“汉城”“古城”，应该是古代台州城防的雏形；宁海的“堠城”，“堠”是烽火台，这个城应该是建在烽火台附近；天台的“始丰寨”“关岭寨”，是在山路险要处建的营寨，防止乱军从山区进攻。这些聚落的出现，推进了临海郡的军事防御网络建设，临海城的地位也在此期间逐渐提升。

　　行政上，朝廷也改变了用人思路，之前临海太守多用宗室，起事后换成了懂军事的实干派，这种行政传统，一直影响到唐宋时期的台州。台州的名宦祠也更重视在军事上有突出贡献的官员，如宋代修城有功的知州彭思永、守城有功的户曹滕膺，明代抗倭有功的知府谭纶等等。

　　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大大推进了临海的建城史。辛景修筑的大固山防线，奠定了倚山濒江、易守难攻的建城格局，并逐渐建成了一座坚实的“长城”，直到今天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城防体系的“定型”。在辛景之前，临海城可能只是土夯的小城池，没有固定的防御核心。辛景修城大固山后，逐渐构建了“两山夹城、一江护城”的格局，城防价值日益明显。后世陈耆卿说临海城“倚山濒海，易以捍守”，王士性说“最据险……不易攻”。这种格局被后续的朝代一直延续：隋代“并临海镇于大固山，以千人护其城”，把军事据点设在大固山；宋代在大固山和城墙沿线“饰之楼观”，增强军事和景观功能；明代在城墙上大规模修建空心敌台，防备倭寇；清代又在北城高处，建敌台数座，巩固防御体系……辛景凿堑筑城成了临海城防建设的最早记录。《嘉定赤城志》说“自古建郡若邑，倚城以为命，然必择胜地焉”，这是战争的结果，也是历史的抉择。

　　第二，海防意识的“觉醒”。从辛景开始，台州的防御更加注重海陆兼顾。这种海防意识，一直延续到清代，朝廷还在海门(今椒江)“增筑炮台，屯兵防守”，可以说，临海成为“浙东海防重镇”，源头大概要从孙恩起事算起。

　　第三，城市精神的“塑造”。辛景、潘端明、邹将军的故事，成了台州的城市记忆，辛景被列入名宦祠，居历代名臣之首，被百姓当成守护神。邹将军死后，百姓在白塔山下建邹将军庙，绍兴二年(1132)还经过重建，香火不断。潘端明的庙在柏都，唐诗人郭昭文写诗缅怀他，说“使君若假三年寿，刘氏安能八代王”，意思是如果潘端明活得长，刘裕未必能篡晋。这些纪念建筑，不仅是对英雄的缅怀，更塑造了临海人守土有责、顽强不屈的精神，后来的袁晁起义、裘甫起义、倭寇侵扰，临海人都能像辛景他们一样，拼死守护家园。

　　刻在山川里的“记忆”

　　孙恩起事虽然过去了1600多年，但在台州的史籍、山川、庙宇里，到处都是它的印记，这些印记，成了台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除了大固山、小固山、孙恩城这些实体遗迹，还有很多传说印记。比如白鹤山(在今临海邵家渡街道庙头村)的“石鼓鸣则兵乱”，方志里说“隆安初，此鼓屡鸣，果有孙恩之乱”，直到明代，百姓还相信石鼓响则土寇乱，每次听到石鼓声，都会抓紧防备不测。

　　庙宇更是记忆的载体，除了邹将军庙、潘大夫庙、灵石寺，甚至连台州的地名文化都带着孙恩的影子，比如黄岩的御营，是潘端明抵御孙恩的屯营地，后因同音而讹变为“女营”。这些地名就像一个个活的路标，指引着人们回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孙恩起事，对临海来说，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次重生，它让临海从一座普通的小城，蝶变成了一座有城防、有精神、有记忆的千年府城。今天，当我们站在大固山上眺望灵江，看着山下的临海城，那些错落的房屋、繁忙的街道、安静的庙宇，其实都藏着辛景、潘端明、邹将军的故事，藏着临海人“守土护家”的初心。这段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刻在临海山川里的城市基因，永远不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