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公主这个群体往往命运多舛。她们或作为政治联姻的工具远嫁塞外,或在内廷争斗中沦为牺牲品,或于国破家亡时被掳受辱。
然而,有这样一位公主,她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七朝,亲眼见证了北宋的繁华与覆灭、南宋的建立与偏安;她在靖康之变中奇迹般地逃过金兵搜捕,以七旬高龄携家南渡;她被皇帝尊为曾祖姑,入朝时连天子都要起身作揖。她就是宋仁宗的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
她的人生长达八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公主之一。她的故事,是一部浓缩的北宋衰亡史与南宋建国史,也是吴越钱氏大宗迁居台州的传奇。
一、天女降世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4位皇帝,在位42年,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宽仁待下,善于纳谏,在位期间名臣辈出,包拯、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皆为重臣,史称“仁宗盛治”。然而,这位被后世誉为“守成贤主”的皇帝,却有一桩刻骨铭心的遗憾——子嗣艰难。
仁宗一生共生育了3个儿子和15个女儿,总计18个孩子。这在帝王之家看似不少,但残酷的现实是,这18个孩子中,只有4个女儿活到了成年,其余14个,包括3个皇子,全部夭折于幼年。
这意味着,仁宗皇帝终其一生,都没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的皇位。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悲痛,更是关系到国本稳固的政治危机。朝臣们一次次上书请立皇嗣,仁宗却一次次以“朕尚年轻,必有皇子”为由推托。然而岁月不饶人,仁宗渐渐老去,希望越来越渺茫。
嘉祐四年(1059),仁宗已经50岁。这一年,宫中再次传出喜讯,有嫔妃怀孕了。仁宗满怀期待:这一次,会不会是个皇子?
然而,就在孩子即将出生的前夕,一个诡异的天象发生了。
嘉祐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059年7月6日)夜,一轮月亮突然坠落在皇宫福宁殿前,光芒照亮了整个禁中,六宫皆惊。
第二天,孩子降生了,是一个公主。
但仁宗对这个女儿,并没有因为不是皇子而有所冷淡。恰恰相反,经历了太多丧子之痛的仁宗,对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亲骨肉都倍加珍惜。
嘉祐五年(1060),在公主满一周岁时,仁宗正式册封她为“庆寿公主”。庆寿,即欢庆、祝福其延年益寿的意思。这个封号,寄托了一位父亲对女儿最朴素也最深切的祝愿,希望她长命百岁。
册封制文由当朝大文豪、翰林学士欧阳修执笔。欧阳修在制文中盛赞这位小公主“天姿异禀,温而有仪”,天生与众不同,温婉而有仪态。对于一个年仅一岁的孩子来说,这自然是溢美之词,但也反映出仁宗对这个女儿的宠爱程度。
公主后来果然没有辜负父皇的祝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公主之一。她的生母周氏,同样以高寿闻名,享年93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后妃之一。
公主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史书记载她“姿仪秀整,颖悟绝人,慈爱恭俭,出于天性”,容貌秀美端正,聪明过人,天性慈爱、恭敬、节俭。
有一个故事最能体现她的早慧。公主3岁时,仁宗在御书房书写飞白书(一种书法字体),小公主侍立在父亲身旁,觉得好玩,便拿起父亲的笔,也写了两个字:“太平”。据说她运笔的笔法宛如长期练习过一般,流畅自然。仁宗大为惊异,更加宠爱这个女儿。
一个3岁的孩子,能写出“太平”二字已属不易,更难得的是她选择的这两个字。“太平”是天下安定的意思,也是每一位帝王最大的心愿。不知是小公主的天赋异禀,还是命运的巧合,这两个字竟成了她一生的写照。她的一生,见证了北宋的“太平时节”,也亲历了太平的破碎。
二、金枝玉叶
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驾崩。那一年,庆寿公主只有6岁。
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死亡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史书记载,公主“哀恸号绝,至数日不食”,悲痛欲绝,哭到昏厥,好几天吃不下饭。宫中妃嫔见此情景,无不感动落泪。
这种超越年龄的悲痛,或许源于父女之间深厚的感情。仁宗在世时,对这个女儿宠爱有加,经常让她陪伴左右。父亲的突然离世,在小公主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仁宗去世后,养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英宗虽然是养子,但对仁宗的子女颇为照顾。他进封公主为惠国长公主。治平四年(1067),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又进封公主为许国大长公主。
此后,随着每一任新皇帝的登基,公主的封号都会相应提升。这是宋朝的惯例:皇帝的姑母封“大长公主”,皇帝的祖母辈封“大长公主”之上再加国名。到了南宋初年,公主的封号最终定为“秦鲁国大长公主”,这是极为罕见的尊荣。
熙宁八年(1075),17岁的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
神宗皇帝对这位姑母的婚事极为重视。他对宰相王珪说,大长公主是他的姑母,现在她要出嫁了,这是先帝的心愿,一定要为她选择功勋贤臣的后代作为夫婿。钱景臻恰好与王珪儿子同学,受到推荐。
经过神宗亲自“面试”,慎重挑选,最终入选的驸马是钱景臻。
钱景臻是谁?他是吴越忠懿王钱弘俶的曾孙,宋初名臣钱惟演的孙子。钱氏家族自钱俶“纳土归宋”后,世代与皇室联姻,是宋朝最显赫的外戚世家之一,是连宋神宗都夸赞的“大勋之后、忠孝之家”。钱惟演在真宗、仁宗朝之际曾先后担任枢密副使、枢密使;钱惟演与真宗刘皇后、仁宗郭皇后家族联姻,其子钱晦娶驸马都尉李遵勖之女。而钱景臻本人“风骨不群,文采富赡”,气度不凡,文采斐然,深受太后和皇帝赏识。
神宗亲自选定钱景臻为驸马后,又亲自将公主送到驸马府第,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同年三月,公主徙封韩国大长公主。
公主下嫁后,做了一件打破祖制的事。
按照宋朝惯例,公主下嫁后,不必拜见公婆。这是皇室为维护公主尊严而设立的规矩,但秦鲁国大长公主却说:“我执妇道,于礼毋违。”既然嫁作人妇,就应该遵守做媳妇的礼法,不能违背。
于是,她亲自走出厅堂,向公婆行再拜之礼。
这个消息传到神宗耳中,皇帝大为欣喜,说:“此诚朕姑也!”他命令史官将此事编入《女史》,作为天下女子的典范。
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公主的性格:她虽贵为帝女,却不恃宠而骄,懂得谦卑和礼数。这种教养,正是她“慈爱恭俭,出于天性”的真实写照。
公主与钱景臻婚后,育有四子七女。元丰三年(1080),公主生长子钱忱。神宗得知后感叹道:公主贤惠,应该有这样的儿子。四年后,神宗给予其子庄宅副使一职,并亲自赐名“忱”(小字光玉),这在当时是极大的恩宠。钱忱后来历仕四朝,官至少师、潼川节度使、荣国公,享年82岁,也是一位长寿之人。
公主治家极有方。据历史记载,她平时潜心佛学,了悟人生如梦的道理,所以治家待人,以宽和著称。对待儿子和儿媳,更是有礼有节,不偏不倚。
钱氏是江南故家大族,家族庞大,人口众多。公主不论亲疏远近,对长辈恭敬、对晚辈慈爱,没有丝毫偏私。她家曾经买了一些侍妾,后来得知她们是良家女子,便归还嫁妆,送她们回家。这种仁厚之心,在当时的贵族中极为难得。
徽宗朝时,公主享有乘坐轿子进出皇宫的特殊待遇,但她从来没有“骄盈之色”。皇帝还曾亲自驾临公主府第,派中使传诏慰问道:“主教子有方,诜诜成列,绰有儒素之风。”并当面赐给公主的孙子们三品官服,此后又陆续特封她与钱景臻所生的女儿为郡主,其中第三女嫁给了宋仁宗生母李氏之侄、驸马都尉李玮之子李承徽。
三、生死劫难
靖康元年(1126)十月六日,驸马钱景臻在汴京家中去世,享年72岁,追赠太师、会稽郡王。那一年,公主67岁。
仅仅过了不到4个月,灾难降临了。
靖康二年(1127)春,金兵攻破汴京。徽宗、钦宗二帝被废为庶人,连同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大臣等3000余人,被金兵掳往北方。这就是“靖康之变”。
金兵对宋朝宗室的搜捕极为彻底,“诸帝姬北徙”,连一岁多的婴儿都未能幸免。这些被掳北上的公主、帝姬,在金国的冰天雪地中受尽凌辱,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到故土。
然而,秦鲁国大长公主却被遗漏了。为什么呢?原因大约有三:
第一,辈分太高,金人不识。公主是仁宗之女,仁宗去世于1063年,到靖康二年(1127)已经过去了64年。金人对宋朝皇室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徽宗、钦宗的近支亲属,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老公主”,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活着的。
第二,年事已高,不在重点名单上。金兵搜捕的重点是年轻的帝姬、嫔妃以及可能威胁金国统治的皇子皇孙。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在金人看来毫无价值,自然不会列入抓捕名单。
第三,时局混乱,搜捕有疏漏。汴京陷落后,城内一片混乱,金兵忙于押送大批俘虏北归,难免有疏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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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秦鲁国大长公主成了靖康之变中极少数未被掳走的北宋皇室直系成员。她以68岁高龄,奇迹般地逃过了这场浩劫。
靖康初年,金兵压境,朝廷下诏令中外士庶输家财助边。公主得知后,指着府中的仓库说:“国事方急,妇人不能效力,此皆累朝锡予也,我何爱焉!”于是,她将府中积攒多年的财物尽数捐出,充作军费。
这一举动,在当时宗室贵戚纷纷逃命自保的氛围中,显得格外可贵。公主虽不能持刀上阵,但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
金兵北撤后,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南宋自此开始。
当公主听闻赵构在河朔起兵、即位称帝的消息时,“喜不自胜”。她立即上表劝请高宗“速正大号”,稳定天下人心。她的表文“辞旨深切”,情真意切,充满了对宋朝复兴的期望。
高宗收到公主的表文后,大为感动,“报书而名,其尊礼绝儗”,回信时直呼其名(这是对长辈的礼节),对她的尊崇和礼遇无人能比。
建炎元年(1127)六月,高宗恢复公主的封号,改封为秦鲁国大长公主。
四、南渡台州
南渡之路,九死一生。
建炎三年(1129),公主携家南逃,途中遭遇了贼兵张遇的劫掠。张遇本是地方武装头目,趁乱聚众起事,进犯镇江府。当时公主一行正好经过镇江,知府钱伯言弃城而逃,城中大乱。
在这场劫难中,公主的次子钱愕被贼兵杀害。家中财物几乎被劫掠一空,家人也大多失散。公主承受着丧子之痛,继续南行。
所幸,张遇的叛乱最终被平定。公主带着幸存的家人,先至扬州朝谒高宗,后又避地至福建。
绍兴三年(1133),公主自福建到绍兴,请求入见高宗。高宗允准,并让她暂时留居绍兴。
绍兴四年(1134)夏,高宗下诏,赐公主府第于台州临海崇和门的美德坊(今台州初级中学东侧,白云山麓)。这是一座宽敞的宅院,足以安置公主及其庞大的家族。公主带着家人,在临海扎下了根。
台州临海,从此成为钱氏家族的第二故乡。这里是吴越钱王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是钱弘俶登上吴越国王宝座的跳板,也是钱弘俶保护被废的钱弘倧的地方。想当年,年轻的钱景臻曾跟从任职台州知州的父亲钱暄在此生活过几年,一回京城便被召为驸马。因此,这里称得上是与钱家渊源深厚的福地。
在南宋朝廷中,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地位极为特殊。
她是仁宗皇帝的女儿,是高宗的曾祖姑。从辈分上说,她是南宋皇室中辈分最高的长辈。高宗对这位老太太极为敬重,每次公主入宫,高宗必定先起身作揖行礼。
高宗曾对大臣说:“大长公主今日入内,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姑,待遇加礼,每入内,朕必迎见声喏。朕惟仁宗深仁厚泽,涵濡海内,大长公主眉寿康强,亦仁宗盛德遗泽之所致。”这番话,既表达了对公主的敬意,也寄托了对仁宗盛世的追思。
绍兴六年(1136)二月,高宗特意派遣带御器械钱愐到台州抚问大长公主,并赐以银合茶药。这些细节,都反映出高宗对这位长辈的关怀。
公主晚年,有一个行为引起了朝臣的非议,那就是不断为子孙求官。她凭借其特殊地位,多次为子孙亲属要官、升官,为女儿、孙女讨封、讨俸。
尤其是她的长子钱忱,公主“独厚”于他,多次上表为钱忱请封请官。高宗“每求必应”,钱忱的头衔越积越多: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少师、荣国公,累赠太师、汉国公、豫国公。这些头衔,大多是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足以显示朝廷对公主的恩宠。
绍兴七年(1137)闰十月,公主又为钱忱请求“优赐推恩”。高宗不好违背老太太的心意,便加钱忱为开府仪同三司,并御书“忠孝之家”四字赐给钱家。这四个字,既是对钱忱的表彰,也是对钱氏家族门风的肯定。
绍兴十二年(1142),公主又为庶子钱恺请求“正任”(即正式任命)。高宗本来同意了,但言官认为这不符合先例,高宗只好作罢。
绍兴十五年(1145),公主临终前上遗表,为玄孙以上的后代向朝廷要官请封。高宗下诏:子孙提拔11人,授官16人。这份遗表,为钱氏家族带来了丰厚的政治资源,也为临海钱氏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对于公主的“贪婪”,高宗并非没有意见。他曾婉言规劝公主说:公主之所以能如此高寿,是因为仁宗皇帝的深仁厚泽,福泽延及公主。公主对待诸子,应该效法仁宗的公平之心,不要偏心。
然而,公主对钱忱的偏爱似乎没有改变。这种“护犊情深”,虽然招致了一些非议,但也让人看到一个老母亲的赤子之心。因为在宋徽宗颁布八宝大赦天下的恩典时,公主被封为荆雍大长公主,驸马钱景臻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皇帝对公主说:“钱景臻是先帝的女婿,为人恭敬谨慎,我已经吩咐大臣给他优厚的封赏了。”公主却说:“陛下如果一定要赏赐钱景臻,按照常规制度办理就好,我怎敢谋求额外的恩宠,给自己招来过失呢?”于是她多次诚恳推辞,皇帝始终没有答应。而晚年,她经历了丧子之痛、国破家亡之后,又值风烛残年之际,她的心愿就彻底改变了,那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一些。
从制度层面看,公主求官的行为确实冲击了正常的官僚选拔机制,引起了监察官的不满。早在绍兴八年(1138),公主为孙子钱端礼求官直秘阁,就曾遭到朝臣的激烈反对。有朝臣上疏说:“钱端礼未有劳效,非所当得,传之四方,必有讥议。”最终,高宗不得不收回成命。这件事,也成为钱端礼政治生涯中一个尴尬的插曲。
但公主并不是一个不识大体之人。绍兴九年(1139),她的第三子钱愐(庶出)被朝廷任命出使金国。这是一个危险的使命,金宋之间虽然暂时休战,但双方关系仍然紧张,使臣随时可能被扣留甚至杀害。
公主在台州写信与儿子诀别。她在信中写道:“行矣!尔能以身殉国,吾何恨哉?慎毋以吾老为念。”
这封信,字字铿锵,展现了这位老公主在国家大义面前的凛然气节。她虽然一生为子孙求官,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从不让步。钱愐读罢母亲的信,深受感动,毅然上路。
五、荣及钱氏
绍兴十二年(1142),发生了一件让南宋朝廷上下欢欣鼓舞的大事,高宗生母显仁皇太后韦氏,在被金国扣押15年之后,终于被释放南归。
此时,秦鲁国大长公主已83岁。得知消息后,她欣喜若狂,请求入京朝贺。有人劝她年事已高,路途遥远,恐怕受不了风寒。公主说:“我蒙受皇恩至深,只恨自己老了,不能每年都入朝。如今国家有这么大的喜事,我能因为贪图安逸而不去祝贺天子吗?”
于是,“老公主”毅然上路,从台州赶往临安(今杭州)。
公主到达临安后,高宗与皇太后遣使劳问相望,慰问的使者一个接一个。然而,也许是旅途劳顿,也许是年事已高,公主在临安住了几天后,便病倒了。高宗“趣国医诊视”,催促御医赶紧去诊治。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壬寅(1142年12月2日),公主在临安病逝,享年84岁(《宋史》误作86岁)。
高宗闻讯,极为震惊哀痛,亲自前往祭奠,为此五天没有上朝,还给她的儿孙们全部加官一级,追谥公主为“贤穆”。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谥“明懿”。公主的全称为“秦鲁国贤穆明懿大长公主”。规格之高,在两宋公主中极为罕见。
高宗在祭奠时感慨道:“大长公主历经七朝,幸免于那年的靖康之变,如今高寿而终,真非常人能有的福气啊!”
绍兴十四年九月十三日(1144年10月11日),公主与驸马钱景臻合葬于台州天台县护国寺南山之阳。她的墓葬至今犹存,与她的祖父、父亲、丈夫、子孙共同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钱氏家族墓葬群。
公主去世后,时任侍讲直学士杨愿(官至参知政事)为她撰写了墓志铭。铭文中写道:“显允大主,一世妇师。德则多有,言不及私。温温令闻,洽于朝野。”伟大的公主,是一代女性的楷模。德行深厚,从不说私事。温和的名声,传遍朝野。
南宋著名学者杨简评价她说:“资性忠厚如此,故自幼至老,凡八十余年,尝如一二日。”天性如此忠厚,所以从幼年到老年,八十多年如同一两天。
公主与钱景臻共育有四子七女:钱忱(1080—1161),字伯诚,神宗赐名,历仕四朝,官至少师、潼川节度使、荣国公,赠太师,娶唐介孙女(陆游母亲的姐妹);钱愕,官至武当军节度使、上清宝箓宫使,建炎三年被张遇杀害,赠开府仪同三司;钱愐,官至太尉、德庆军节度使、提举皇城司;钱恺,官至右武功大夫、嘉州防御使。宜春郡夫人,嫁武功大夫卢琰;蕲春郡夫人,嫁太常少卿江纬;安康郡夫人,嫁右监门卫大将军、荣州防御使士授;同安郡夫人,先卒;齐安郡夫人,嫁鸿胪寺丞唐宪;建安郡夫人,继室士授;文安郡夫人,嫁清远军承宣使仲瑥。
秦鲁国大长公主以跨越两宋的传奇,用她长达八十余年的人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她的一生,有荣华富贵,也有颠沛流离;有儿女绕膝之乐,也有丧子之痛;有朝堂之上的尊荣,也有南渡路上的艰辛。她既是一位贤淑恭俭的公主,也是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既有毁家纾难的大义,也有为子孙求官的私心。
她不是完美无瑕的圣人,但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在大时代中挣扎求存、努力护家的女性,为台州吴越钱氏后来的两宰辅、两王妃及累世簪缨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