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王金书铁券，这枚镌刻着大唐余晖的传世宝器，诞生于乾宁四年(897)八月。没落的唐朝皇帝昭宗李晔将这份殊荣赐予平定叛乱的吴越国王钱镠。

　　诏书中有“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的铿锵赞誉，也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的浩荡皇恩。这便是百姓口中传奇的“免死金牌”。作为中国现存最早、唐代唯一传世的铁券实物，它如今静静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国家一级文物的身份，诉说着千年沧桑。

　　自问世之日起，这枚铁券便注定不凡。它见证了十国纷争的烽火，历经了千年岁月的磨砺，之所以能在兵燹战乱中完好留存，成为跨越千年的历史见证，皆因临海钱氏后裔以宗族为脉、以忠孝为魂的世代守护。从唐代的祖庙珍藏到宋代的辗转南迁，从元代的沉水复得至近现代的捐献国家，钱氏子孙尤其是临海钱王后裔在千余年治乱交替中，用智慧、勇气与坚守，书写了一段家族与家国休戚与共的传奇。

　　八登天庭的荣耀

　　金书铁券由唐昭宗发放后，原本一直保存在临安钱氏的祖庙中，自吴越国末代君王钱弘俶“纳土归宋”后，它又三入大宋皇宫，在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三位帝王的亲览之后，成为吴越忠孝为国的象征。

　　此后，钱氏后裔始终将守护铁券与践行祖训紧密相连。

　　靖康之变的烽火撕裂北宋的天空，绍兴四年(1134)，钱弘俶玄孙钱忱护送母亲秦鲁国大长公主南渡，先福建，再绍兴，最终在临海停下颠沛的脚步。铁券也随之而来，安顿在崇和门内美德坊的“一行”宅(大概在今台州中学老校园东侧)，与钱氏大铜瓶、二王手泽(钱镠、钱弘俶批牍合卷)等传家宝一同，在台州临海守护着钱氏香火的绵延。

　　时光流转至明清，铁券从临海出发，又四度叩响紫禁城的宫门，在王朝更迭的风云中，演绎着权力与文化的奇妙协奏。

　　明洪武二年(1369)八月，朱元璋先后平定燕都(今北京)西北方向的各州郡。他大张旗鼓地祭祀天地，隆重宣告武功成就。同时，念及开国大臣们的功劳业绩，准备追循古制，赏赐他们铁券，但却为形制而犯难。此时，翰林学士危素因祖先与钱家有姻亲关系，对铁券的历史较为熟悉，于是向朱元璋上奏道：“唐昭宗赐钱镠的铁券，其十五世孙钱尚德至今珍藏台州。”朱元璋立刻派遣使者奔赴临海，召钱尚德携券入京。

　　钱尚德(字允一，号存斋，元末任青田教谕，方孝孺姐夫)手捧铁券与五王遗像抵达南京。朱元璋亲御外朝，会同丞相、韩国公李善长，以及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等人，一同鉴赏后，特地依照原样雕刻了一个木制模型，看到兴起时，朱元璋还用佩刀轻剔首行“朔”字，以查验金书的深浅。当日，朱元璋更是格外开恩，特意吩咐中书省的大臣们在礼部设宴款待，那份恩宠与看重简直溢于言表。

　　到了向皇帝辞行的那一天，朱元璋下令将铁券和画像归还钱尚德。临别之际，这次观礼催生了明初文坛的一场诗歌盛宴。刘基、宋濂、王袆等文坛巨匠纷纷提笔作诗，不仅表达了对钱氏忠烈的赞颂，更寄寓了对新朝一统的无限期许。

　　钱尚德将皇帝归还的画像，连同二王手泽，都精心装裱成了长卷。后来，历朝历代众多名士贤达们在上面留下了珍贵的题跋，使之成为一件流传千古的艺术珍品。

　　洪武二十一年(1388)，钱氏十六世孙钱克邦(谱名用勤，娶李善长长女)在大臣的举荐下奔赴京城。吏部引荐他觐见朱元璋，朱元璋感念钱氏家族当年纳土归宋的大义，感叹至今子孙依然兴旺，随即任命钱克邦为江西建昌府知府，以此劝谕那些从北方前来归降的臣民——唯有忠顺守心，方能让家族基业代代相传。

　　不久，钱克邦因在任时税粮缺额而受到都察院审查，在押赴刑部审理的路上因病去世，但这也免不了家产要被充公的处罚。其子钱怞(谱名汝贤，字士俊)带着铁券，紧急向朝廷禀明身世，请求宽恕。

　　没想到最痛恨贪腐的朱元璋这次却格外开恩，意外地认可了唐代铁券在明朝也可免钱氏子孙死罪的特权，但他告诫钱怞：“五代之际，天下纷争不息，群雄割据一方，生民涂炭。你的先祖钱镠，却能守得两浙一方净土，让百姓远离战火，不识兵戈之苦。待宋太祖登基，他明辨真主，甘愿将吴越之地尽数归附，尽显忠君大义。这铁券，便交予你好好守护，家中的田产家财尽数归还，希望不要辜负钱氏先贤的赤诚。”

　　钱克邦是钱王铁券的直接受益者，这也是铁券唯一一次发挥“恕卿九死，子孙三死，如犯常刑不加责”的作用。

　　永乐五年(1407)，靖难之变后，夺取侄子皇位的明成祖朱棣迫切需要确立自己的权威，于是派遣使者曹闰到台州，钱氏十七世孙钱性(谱名汝性，字士复，官至广西左参政)奉铁券入宫。钱王铁券第六次面见天子，在刀光剑影的权力更迭中，成为王朝正统性的见证，并再次成为赏赐功臣的范本。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铁券迎来最后一次帝王之览。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杭州，钱氏二十九世孙钱文铨将这件传家宝由临海护送至行在，再由刑部尚书钱陈群(嘉兴钱氏后裔)率武进士钱选(宁海钱氏后裔)进呈乾隆。

　　乾隆帝观看后，挥毫写下《观钱镠铁券作歌》，诗中“徒观剥蚀字漫漶，铁犹如此人何方”的叩问，道尽岁月沧桑；“俊杰识时有弗较，善存桑梓功斯良”的赞叹，更显帝王对钱镠保境安民功绩的深刻认同。

　　御制诗一出，随驾群臣争相唱和。沈德潜、庄有恭、蒋士铨等文坛宿儒纷纷献诗，“一时随驾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籍缙绅，皆有恭和御制诗原韵，为一时之盛”。

　　这首御制诗后来被精心镌刻在紫檀木匣盖上，与铁券一同荣归临海钱氏。从此，这件国宝不仅承载着大唐的荣光，更凝结着宋、明、清帝王的理解与敬意，在时光长河中愈发厚重。自此，也开启了一个文化传统：此后官员、文人“凡莅兹土，莫不借观”，观必题咏，使铁券从家族秘藏升华为公共文化符号，成为历代文士们反复书写的精神图腾。

　　历经战乱的艰辛

　　盛世带来荣耀，乱世则迎来考验。

　　从宋代的靖康之难到元兵南下，从明末的兵荒马乱到抗战烽火，每一次历史动荡都成为对钱氏家族守护决心的严峻考验。

　　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破台州，钱氏十三世孙钱焘为避战乱躲到黄岩官渭(今温岭泽国)别业，仓皇中为使宝物不落入敌手，不得已将它们投入河中，以期日后打捞。从此，铁券在水下沉寂了56年。

　　直到元代至顺二年(1331)，一个渔民的意外“渔获”打破了这一沉默，但他并不识货，于是用斧头试着敲击了一下，留下一道永久的斧痕。幸运的是，村里的学究却隐约意识到此物的不凡，遂以铁价购得。 

　　不久，钱焘的儿子钱世珪得知消息后，立即筹集了十斛(500多斤)稻谷前往赎回。这段沉水后重见天日的传奇，使“青毡复还”成为乱世中的一段佳话，也初步预示了铁券的命运多舛。

　　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二十八日夜，明朝大军攻入台州，府城历经战火摧残，所幸钱家旧宅安然无恙。数日前，钱尚德只身携带家眷逃匿到郊外山谷，只留下儿子钱克邦守护家庙。当夜钱克邦被掳走，家中财产、书籍荡然无存。幸好后来钱克邦幸免于难。一个月后返城，幸运地从军营中购回遗失的祖先神像、家谱及二王手泽，但都已残破不全，先前附于卷末的名贤题跋都已散失。铁券等宝物能够留下，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明末弘光元年(1645)，台州兵乱四起，钱氏二十世孙钱珍(谱名钱蓁)为保护钱王像、铁券及二王手泽，抱着它们遁入深山。但不久，宝物却凭空消失，怎么也找不到了。过了几年，当时的文学家顾景星于顺治八年(1651)四月路过台州时，钱珍兴奋地告诉他，宝物已从一个山洞里被找回来了，他希望顾景星为此撰写一篇文章，以记录这件神奇的事。顾景星的诗文说当时铁券依旧“金书烂然”，而钱王像图轴中的朱熹、米芾、宋濂、王袆等大家墨迹也保存完好，他不禁感叹宝物能够“世守垂八百年，可谓难矣”！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入台州城，铁券面临新的危机。为避免铁券遭兵燹损毁，钱氏后裔将其沉入井中。不料当地流传“金器泡茶水可治小儿受惊”的偏方，竟有妇人剜取券上金字作为药引，导致333字的金字最后仅存约180字。

　　到了光绪年间，铁券再遭不测，离奇被盗。据当时的一封书信记载，曾有个广东人带着铁券到京城兜售，要价五千两银子，让收藏爱好者们“望洋兴叹”。数年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铁券又在嵊县出售，被时任嵊县县令徐印士以四百银元购得。而嵊县长乐乡也是钱氏后裔的聚居地，他们的先祖是钱氏九世孙钱植，宋代由台州迁居过去。因此，几年后，当地钱氏后裔钱文选(曾任旧金山领事)得知消息后，积极发动长乐乡钱氏族人据理力争，以原价从徐印士手中赎回。从此，铁券被长乐钱氏家族收藏。

　　1938年，日军逼近嵊县，钱氏二十九世孙钱赓麟深知铁券若落入日寇之手，必将遭毁灭性破坏。他借鉴临海钱氏先辈沉井避乱的经验，先给铁券上油、封蜡，再用丝线缠绕加固，最后外层再封蜡，将其沉入家中水井。为防止井水清澈被人发现，又每天将泥土投入井中，使水变得浑浊。抗战胜利后，铁券才从井中取出。1949年，长乐解放，为使铁券从此安全无忧，钱氏族人选择将铁券捐献给国家，后来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钱王铁券“一经战火，一藏深山，三沉深水，八登天庭”的荣辱沉浮，“入水不灭，入火不毁”的奇迹，令人们不禁感叹这当中一定有神明呵护，而皇冠体育在线_澳门皇冠体育【官方直营】人则感慨钱氏子孙坚守世宝的执着与智慧，如明代宋濂说：“其间或显或晦，虽若类灵物诃护之，亦其子孙之多贤，始能保守而弗坠也欤！”曾鲁也说：“钱氏虽屡经易代，而子孙彬彬，不失旧物，是尤难者！”清代顾豹说：“浙东西诸钱显闻者不绝，而宸章赐券，唯台世守之，逾七八百祀，罔有坠失！”

　　钱王铁券完整经历了唐以后历代更替和盛衰，它对家国兴亡、民族命运的体验完整而深切，成为历朝名贤歌颂忠义精神、和平理想的典范。因此，钱王铁券早已不只是一个家族的信物，而更像电视剧《太平年》一样，在其身上附着刻在华夏血脉里的和平期望与家国担当。

　　宗族传承的执念

　　七百多年，临海钱氏后裔为了更好地传承家族文化，对铁券实行了务实管理，形成了贴合时代背景的守护模式，尽显乱世中文物传承的生存智慧。

　　首先是选贤与能，嫡长为辅。钱氏铁券的传承正如吴越国王的继承一样，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以才能和品德为尚，确保了传承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宋代钱弘俶纳土归宋后，宋太宗将铁券赐给钱弘俶次子钱惟濬，再转八子钱惟演，钱惟演传三子钱晦，再转给钱暄四子钱景臻，钱景臻传长子钱忱，钱忱传三子钱端礼，坚持的都是选贤与能原则。

　　但南宋时到临海之后，因社会稳定，则主要以嫡长为主要传承模式，从钱端礼到钱怞共九代传承，基本都是如此，如永乐年间朱棣御览后，又由宗子钱凤墀收藏。

　　清代这一传统依然未改，铁券长期由台州钱氏宗子保管。乾隆年间藏于白石海王派二十七世孙钱日耀家，后又保管在族长钱文川手中；道光年间，守券者为钱永兴兄弟，他们“皆务农，轮流值管”，尽管权势不再，但也没有离开一脉相传的路径。这种复合传承机制，确保铁券始终在可信的支系中传递，是其得以长久留存的关键基础。

　　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钱氏子孙也善于变通，如当清朝中期钱氏日渐“式微”，面临“后嗣凌替，耕凿为本”的困局时，钱氏三十世孙钱维焕担心保存不好钱氏二王手泽，于是将其托付给象山(宋代九世孙钱延庆绍兴年间从临海迁居象山)的钱氏二十八世孙钱沃臣(曾任台州知府华瑞潢的记室)来收藏，而钱沃臣又交给更有能力的族人来保管。这种以家族荣耀为先的保管理念，尽显胸怀与情怀。

　　其次是专室存放，物理防护。钱氏后裔为铁券设立了专门的存放空间，辅以贴合时代条件的防护措施。宋代钱惟濬在汴京昭化坊赐第中设专龛供奉铁券，陆游幼时在临海谒见秦鲁国大长公主时，亲见铁券“藏卧内”，处于近身守护的安全环境中；明代钱尚德从京城领回铁券后，与五王遗像、名贤题跋一同“装潢为卷”；清代乾隆又让族人存于御题的特制木匣，既便于收纳，又能防潮防损。

　　清代的存放方式更为具体，据记载，铁券藏于临海白石山下“里外钱”村，“有小楼三间，专为藏券而造”，名为铁券楼，楼内同时存放五王遗像及二王手泽。这种独立小楼的设计，既避免了日常家居的意外损毁，又能有效防盗。

　　再是谨慎展示，严控外流。钱氏后裔对铁券的展示始终保持审慎态度，严格限定展示场景与对象，避免因过度暴露带来风险。从文献记载来看，铁券的公开亮相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奉朝廷诏命进呈，如宋代钱晦、钱藻，明代钱尚德、钱性，清代钱文铨进呈帝王，均为被动响应官方要求；二是供宗族内部祭祀或重要活动瞻仰，外人观览需经宗族同意，如无锡钱氏后裔、著名学者钱泳(其先祖于宋宝庆年间从临海迁居无锡)，武进钱氏后裔、浙江学政钱维城等都以拜谒先祖的诚敬之心“亲往台州”观券；书画篆刻家释达受道光六年(1826)观券时，要由当地士绅郭协寅陪同“访于海王村钱氏”，并需登楼后方得拓印，可见外人观览的严格限制。

　　但出于家国教育所需时，钱氏则积极配合，如光绪四年(1878)浙江学政黄倬到台州巡视教育工作，为了测试台州学子的学业情况，特意由提调官和台州知府出面借出铁券供大家观览，并且还拓印了铁券文，摹刻了木制的模子。黄倬以《观钱武肃王铁券赋》为题让学子们作文，从而使“台州人士无不知券文者”。当然，清朝的调览之举过多后，也不免使铁券增加了被人觊觎的风险。

　　这种“非诏不献、非亲不见”的原则，从根源上减少了铁券外流损毁的风险。即便是官方观览，也始终由钱氏后裔亲自护送、全程陪同，体现了钱氏后裔对铁券所有权的坚守。

　　临海钱王子孙用七百余年的坚守，书写了一段家族与家国休戚与共的传奇。钱王铁券早已超越了普通文物的范畴，它是钱氏家族的荣誉象征，是忠孝文化的活态载体，更是家国命运的历史见证。

　　在历次治乱交替中，钱氏后裔之所以能让铁券完好留存，不仅在于务实的传承制度与超凡的守护智慧，更在于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他们用行动证明：家族的盛衰与家国的兴亡紧密相连，唯有坚守忠义之道、担当家国使命，才能让家族精神与文化瑰宝世代相传，光耀千秋。